仰融：融资和融合

世事的起伏本来就是波浪式的，人们要是能够趁着高潮一往直前，一定可以功成名就，要是不能把握时机，就要终身蹭蹬，一事无成。

知晓仰融这个人是在读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时，这句仰融曾经背诵过的莎翁名言给了我很大震撼。或许因为破军命格，总想着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对经历大起大落、性情豪爽、左右逢源又充满神秘色彩的仰融一直心向往之。所以在亚马逊书店乱逛时看到了这本小书《谜者仰融》便立即买下，本打算作为通勤地铁读物，后来竟做了几页笔记，因为这个人（的融资手段），真的需要拿出纸笔细细研究。

如果你问我谁是仰融，我会说他是中华轿车的创始人，在90年代末本世纪初炙手可热；他从炒股票做起，白手起家创建了华晨汽车系，但因为与政府国有资产产权纠纷仓皇出走美国，华晨王国就此萎靡不振；如果你问我这本书给了我什么启发，我会阐述下面三点：

金融是手段

虽已感受到金融的本质是促进资本流通，但从未见识过一直圈外人会把金融这个工具用得如此炉火纯青。当我们普通人手头紧时，或去炒股希望买低卖高赚一笔，或去找朋友借钱或去银行贷款，这些都叫做金融。而对仰融而言，当他手头紧时，或成立一家公司再包装上市在二级市场公开募资，或买一家已上市公司把它掏空作为融资壳公司。普通人贷款凭靠的是自己的信用，抵押的是自己的已有资产；仰融融资凭靠的是自己广泛的人脉和三寸不烂之舌，抵押的是公司的未来赢利点。

仰融是最早一批进入股市的淘金者，在1986年上海开始发行股票时，仰融就如同其他炒股客一样，在上海静安区的东湖宾馆租下几个房间专心研究买低卖高的策略。他很快赚到了人生第一个400万。或许对普通人来说，这400万哪怕这不是终点，也是之后”职业“的方向，毕竟这笔钱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而且可以想象在早期的股市，机会如此之多，继续下去肯定大有赚头。但交际圈广泛的仰融很快意识到，股票只是金融内的小打小闹，真正做出一些事情，还是要走实业，于是乎，他找上了赵希友，当时沈阳金杯汽车厂的厂长。

90年代初期，距离改革开放提出十年也过去了，private sector蓬勃发展，相对而言国企的弊端越来越大。与同时期的很多国企一样，赵希友也是为断掉的资金链发愁，哪怕是跟风发行了公司股票，也无人问津。说来股票本质上是一种凭证，只有在对公司发展前景抱有乐观态度的时候才会购买股票，而公司卖出了股票也算是以公司未来前景做抵押吸引资金。企业有了资金才可以扩大生产创造效益。金杯汽车厂是由很多小厂组成，那些小厂大多破旧不堪业绩平平，只有其中的沈阳轿车厂与丰田合作后开发的海狮客车生产线有那么一丝潜力。仰融看中的就是这个盈利点，他的第一步便是以个人名义在香港注册香港华博，同夏鼎铭的海南华银¹、赵希友的金杯汽车一起合资成立了金杯客车公司。当时为了避免繁琐手续，把注册资金定为2998万² ，而且为了避免意识形态纠纷，被说成个人侵吞国家财产，仰融把自己的股份定为25%。接下来就是为金杯客车进一步融资，仰融计划赴美上市³ ，但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1. 金杯客车是国有企业，若整个在纽约上市，势必会被人指控为资本主义侵占国有资产；而金杯客车需要的，倒是一个向外融资的出口；仰融于是想把自己的25%股票拿来上市，但并无个人机构上市的先例。于是仰融注资”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以基金会的名义在百慕大成立华晨汽车，赴美上市。
2. 纽交所规定上市公司，也就是（百慕大）华晨汽车，因为业务属性单一，必须对旗下子公司，也就是金杯客车，有51%绝对控股权，华晨只有25%，夏鼎铭的15%轻易转让解决，因为券商的目的只是套利，只要仰融开的转让价大于之前的投资就好；然而赵希友手中的11%却无法轻易拿到，一旦涉及到国有资产转让，哪怕是当下，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国资委那关也会困难重重。仰融的做法有些”偷梁换柱“，他用华晨的20%股份来换取金杯汽车对金杯客车的11%控制权，虽然这么一换，金杯汽车对金杯客车的股份占有总数不变（49%+20%*51%），但实际控制力变弱，仰融也达到了他对子公司具有51%控制力的上市要求。

在接下来的造车项目中，仰融更是把他的融资手段使用得炉火纯青。作为一个金融家，他竟有企业家发明新技术的志向，也部分因为国内对私家轿车疯狂的追求造成的市场潜力，仰融开始了他的国产轿车研发。轿车研发的前期投资是一个资金无底洞，因为无数的细节和零部件支持需要先期投入，而仰融的资金流入只有金杯客车的盈利，所以他不得不重出江湖，以公司购买和重组的方式大量套现。基本思路是这样的： 以华晨集团⁴ 的名义购买一家经营不善的上市公司（简称B公司，旗下子公司简称b公司；金杯客车简称A公司），取得B公司董事会多数席位，或说服其他董事将B公司的现金用于购买A公司的股票，或者将B公司对小b公司的股权与华晨集团对A公司的股权进行置换。这样子做的目的是为了淡化华晨集团对金杯客车的直接控制，毕竟金杯客车实属国有资产，华晨控制过多会招致不必要的猜忌。但产权模糊确实是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毒瘤，虽然这些”红帽子“企业享受国有企业的政策优惠、受益于深厚的政商关系，但另一方面在内部利益分配不均的时候（或者也有可能如同仰融，他试图在宁波造轿车厂但惹恼了沈阳政府，毕竟辽宁方面想在汽车行业中一家独大，地方竞争主义和保护主义在市场化经济前占了上风），哪怕是红顶皇商，也终究逃不过”贫争不过富，富斗不过官“的魔咒。

金融家和企业家的区别

记得秦朔的一集企业家访谈中，福耀集团⁵老板曹德旺说到，我不搞（除了汽车玻璃之外）别的东西，是因为我很笨，我不懂别的。这句话倒是很难从金融家嘴里说出来。优秀的企业家习惯在产品的每一个细节上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到吹毛求疵的地步；然而一个人或者企业的精力有限，这就需要他关起门来创造（董明珠的话）。金融家恰恰相反，他需要走出门去谈。张家需要钱应急，李家正好手里有闲钱，金融家就跟媒婆似的，找对子；试问谁家的媒婆是天天闷在家里的？这媒婆见的人多了，发现除了当红娘，他还能操心公司上市，毕竟上市也是帮公司找手里有钱的主，还能卖自家的理财产品，可能还能帮人清算股票。金融家很少说自己不会什么东西，因为他不需要太会，他只需要知道配对的双方基本要求就可以了。

很多人都在质疑金融家对社会到底有什么贡献，至少在GDP上。正如货币一样，它的基本作用之一是帮助商品流通，金融家作为一个agent，他能以小成本来帮助需要和被需要的人实现配对，他的成本就是开拓和维持人际关系所需要的必要成本。正如一个人有个人属性和社会属性，经济生产也是这样的；金融家代表的是经济的社会属性，企业家则偏向它的个人属性。

在这一点上，仰融似乎想融合这两者。他深知”汽车是目的，金融是手段“，一时的资本重组只能缓燃眉之急，想要保持资本充盈，需要保证盈利点的健康状态，也就是金杯客车和他的其他轿车生产线的优良品质。他不止一次考察丰田汽车厂、意大利造车企业，引进国外设计理念和生产把关要求，启用老工匠作为各主要生产线的负责人。我不知道他在优化生产线上究竟进步有多少，但至少从思想上他有认清企业家的基本要求。虽然到了最后，中华轿车下线后消费者还是抱怨它小毛病多多，或许因为这个汽车需要关注的细节太多，人无完人吧。

政商关系和产权划分

中西方在行事方式上的一大区别在于西方人习惯制定框架，把这个框架推广到每一个事情上，拿美国举例，有时候大家会觉得美国人行事很霸权主义，中东的事情插一手、中国的人权要批评，某网红还公开支持法国也去投个想brexit的票。除去地缘政治利益，他们潜意识里就想把美国的民主、美国的价值观推广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中国人处理问题似乎更倾向于走一步算一步，”实践出真知“嘛，什么东西work，先做一个version 1.0，有毛病再修改，之后再推出升级版。不想评价哪个更好，或许解决问题的时候中国人的实践方式会比较suitable，但在开创时就必须参考西方的完整框架理念。在仰融的发家中，他开始本把自己定位成个人投资者入资国有企业，然而他错就错在把自己从投资者上位到拥有者，试图把这个国有企业当成自己企业王国的基石，那真是像是打地基打到别人家，别人一铁锹就把他的大楼铲翻。

不过说起来也难，回到90年代初期，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社会大谈到底姓资还是姓社的时候，个人投资者谁有那个胆量把自己在国有企业中的股权订到多数以上；哪怕是在纽约上市，也只能算是以基金会的名义，自己真只能当个托管人或者代言人。仰融算是高明的，在一次次资本重组中，他用股权置换的方式，处心积虑淡化他自己的集团对金杯客车的控制，想在宁波建厂，另起炉灶，但这个新炉灶似乎抢了老东家的柴火。加之与他关系良好的沈阳市委领导在”慕马“贪污案中落马，失去了根基领导的支持，蚍蜉也能撼树。

本想说这篇小文是一总结文，但作为开年第一篇，也算是给自己开个好头，希望自己能够在2020年多深入读些书，多经历多总结多思考。我虽只有一个人生，但书能够让我看到很多很多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