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当保尔森在杭州造访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的时候，他与浙江省著名企业家鲁冠球、马云、宗荣庆等共进晚餐。与保尔森打交道的人非富即贵，他的书，也着重描写了在国家快速发展、新旧势力交错的时期，上层人物的视野和雄心。最近又看了一本纽约客专栏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的一本纪实文学：《寻路中国》。他在这本书中，从一个在中国自驾游的外国人的角度去记录这一时期。他记录的那些人、那些事，有我熟悉的记忆，也有不曾了解的别人的生活。这些片段，与保尔森笔下的改革者故事一起，构成了一个更加丰盈的社会生活万花筒。
汽车和道路
《寻路中国》的主线是自驾游，自然就有一些关于汽车和修路的讨论。美国前国务卿赖斯说：“通过修建高速公路，我们可以刺激汽车工业的发展，但这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国家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尽管秦始皇在一统六国之后就统一了车轨，广修官道，但当时的官道也只能是官员使用，还只适用于马拉车。中国的第一条现代化公路是20世纪20年代修建的，当时华北发生严重饥荒，需要大量的汽车和畅通的道路进行物资救援。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先生曾试图引进国外汽车，但是这个提议随之被抗战、内战等诸多事端耽搁。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大多都已经忘记，直到上世纪的90年代，我国的公路都相当破败不堪，尤其在农村地区，净是坑坑洼洼的土路。后来亚洲经历金融风暴，为拉动国内受创经济，政府开始大量修建公路，连带刺激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华晨汽车的仰融、吉利汽车的李书福，就是趁此浪潮发家的著名商人。
在21世纪之交，GPS还未普及，何伟靠一本《中国地图册》到处寻访风土人情。我碰巧手上也有一本地图册。地图册里面包含中国地图、中国地形图和各省份公路图，内容繁多，光是大大小小的地名就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其内容量之大胜过当今书店一排畅销书籍。各级公路像是国家的血液循环系统，粗的高速公路像是大动脉，细的乡村小路像是毛细血管。越围绕着祖国中心，血管越密集；越在祖国偏远地区，血管就只剩一两根，稀稀落落、零零散散的。地名也很有意思：在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很多城镇以堡为名，这些地方曾经是明代的卫戍要地；沿着长城往西走，何伟到过一些村落，名字叫做杀胡、宁鲁什么的，正是这些地名见证了古代汉族将士驱除鞑虏、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青海与陕西的交界处，有军马一营、二营、三营，乍听像是军队编制，其实这里曾经为共产党的军队饲养骏马。有些感叹，在祖国的大地上曾发生过如此多的故事；也想到了那句话，求知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读到的是别人的知识，而行路更能激发自己的灵感。
何伟还去了浙江。众所周知，浙江的经济发展很快，乡镇企业棋罗星布；但浙江很多地区群山盘结，交通原本十分不便利，像是东部的西藏。90年代初从温州市区到下面的村庄就要一天的时间，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一书中回忆到，他先乘坐大巴车到县城，又赶每天只发一班的破旧小客车沿着山路晃晃悠悠到达镇上，再翻山越岭十余里才能到达村里。交通如此不发达，如何能够将生产的零配件运输到全国各地？何伟在丽水市曾采访开发区某一官员，这位王主任提到他们曾经推平一百零八个山头，而且为了另一个东扩项目，他们还要推平四百个山头。如此让人瞠目结舌的地貌改造运动，其实在改革中的中国比比皆是。远在内蒙古地区，那地方本来不适宜农民定居，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鼓励人们大量北迁，他们希望把中原的农耕生活方式在沙漠地区发扬光大。于是乎在不同的时期内，政府开展不同改造运动：种植农作物、开发灌溉工程、修路建城。大量的资金投入下，很多城市拔地而起，比如包头市，完全是一个政策城市而非自然聚集地。不幸的是，不仅土地沙化的问题随之而来，还有过度投资后发展动力不足的尴尬局面。这样看来，中国的发展不仅在于老百姓生活用品的丰富，更有着“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地貌大改造。 也只有在中国，才会有两年前看到的是一座山，两年后就变成所谓的“人力环保有限公司”的经历 。
再说说汽车。如同国外一样，什么身份的人，就乘坐什么牌子的汽车。记得前些年爸爸单位上给分配了一辆桑塔纳，后来换成一辆新的捷达。我曾暗自鄙夷，为什么机关单位上配的车的牌子还不如私家车。作为外国人的何伟倒是中国通，他在书中提到，中国的公家车若不是桑塔纳，就是奥迪；这些车在街上不按规则、横行霸道，这些车停在大大小小的娱乐中心外面，而里面觥筹交错，烟雾缭绕。他们正在讨论政府土地开发招标？或者他们在商议扶贫专项放贷？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客套恭维下的话外音，真是我熟悉又敬畏的中国的处世之道啊！
农民和工人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个操着东北腔的大哥哥，是二姑姥姥家的表哥。那时的他正打算去广东打工，正所谓是跨过千山万水谋出路。我记得他在家里跟我玩扑克时，很炫很酷，自称牌神；但我并不了解他的心情，是否迷惘、是否忐忑，更不晓得他去了广东以后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小小的我那时也没有意识到，中国正经历着史上最大的移民潮，大量农民纷纷涌入城市，在那里，脚手架和水泥搅拌机不辍运转，工地和汽车的照明灯压过天上的星光。经济开发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全国上下、不管城市大小，政府都在拼命招商引资、使劲儿建造楼房拉动就业；至于老百姓，不管体制内外、城镇乡里，有些思路的人都在睁大眼睛寻找商机。
何伟的自驾游很有代表性。他沿着长城往西走，从东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直直开往中西部落后地区，途径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青海，经过的大多都是村庄。路上有不少搭顺风车的，都是在城里打工回家的农民工，其中女性居多。或许男孩子去了更远的地方？亦或者女孩子更牵挂家里，习惯回家看看？ 何伟如下记录他们的生活：“对那些没有读过多少书的进城务工女性而言，干什么工作完全凭长相而定。长得端庄的女孩子，多半会在理发店或者餐馆找到活，长相一般的，就只能当服务员，或者进场当女工”；“那些人进城务工后，把孩子留在家里，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 ；“在中国的农村，到处都有这样的经典场景：较小的孩子，围着一个走都走不动的大人， 又蹦又跳”。
不光自驾游，何伟在中国还搞起了隐居；书中“村庄”这一章节就细致记录了他在三岔村的半隐居生活。三岔村隶属北京市怀柔县，距离北京只有两个小时车程。因此那里的村民的生活就处于这样一个状态：一方面他们难以抵抗外出务工的诱惑，很多村民都离开家乡去了县城、京城；一方面又因为当时汽车的不普及，与城市的交流也不多，他们的生活依然保持着古朴的中原文化习俗和国内典型的基层政治组织关系。与众多农村一样，三岔村全村民都姓魏，村里几十户多多少少都能攀上亲戚关系，清明节祭拜时都分不太清哪个坟头是谁家的祖先。与何伟来往密切的是魏子淇一家，他们家的生活正是千千万万农民家庭的写照：终年劳作，以一亩三分地养活全家人；进城带孩子看病时因为农民的装束显得与周遭格格不入，进而缩头缩脚。在党村支部书记换届选举时，魏子淇参选，在与竞争对手拉票的较量中，他又是挖墙脚、又时被反间计；每天晚上去各家串门讨论选举的情形，跟我记忆中的姥姥村上的程舅参选大队书记分毫不差。只不过这种生活状态也逐渐被打破，随着私家车的普及，自驾游也随之兴起；魏子淇抓住了商机，搞起了农家乐，收入大幅度提高，视野也不断拓宽。生活在急剧变化，魏子淇和他的妻子曹春芳的心态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魏子淇的应酬频率与贷款压力一起与日俱增，酗酒酗烟不谈，对外也表现出些许刚愎自用和爱慕虚荣；曹春芳则选择固守原旧的生活理念，当遇到无法理解和掌控的事情时，就耸耸肩肩，以”没办法“一句话带过。但她的内心深处肯定是焦虑的，不然不会开始虔诚地去供奉菩萨，希冀从传统的神灵身上找到立身之本。这其实也是周遭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年人很典型的精神状态：一方面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相对保守的教育，对新事物的接受有些困难；另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身处改革浪潮里，很希望能在快速变化中站稳脚跟，用过去所学的去解释和预测一切，但往往失败。这其实也是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它是是极度内在的，也极度个人化的。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有一个巨型加速器，粒子在里面加速后碰撞会产生巨大的能量。这个情形与宇宙大爆炸很类似，物理学家能借此去探索一些早期宇宙诞生时的物理现象。所以说，越活跃的地方，越可能有新生事物出现，企业也是如此。尽管改革开放已历经30余年，浙江大小企业林立、格局已定，但那里依然是创业者的温床，所以何伟就选择在“金丽温”高速公路开通之际，去那里记录工厂从创建到发展的故事。
他选择的地方是丽水经济开发区，在那里他见证了一个生产胸罩带调节环的小厂子的诞生和发展：两个来自温州的农民王老板、高老板花了两个小时找厂址、三个月建厂房，招了安徽的陶姓一家四口（包括一个未满16岁的闺女）做工，从广东挖了一个会鼓捣仪器的罗师傅，还有一个专注于染色技术数年的老田。厂子刚开始客户不多，核心仪器也容易被仿制，老板们还要花钱花精力跟政府打理好关系。从他们的故事中，我想到小时候的一个来自浙江的叔叔，他曾经也是南奔北走的去推销家里生产的证件套。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像胸罩肩带调节环、证件卡皮这样的小东西吧，但正是这些小零部件的生产，奏响了发展的序曲。细细想来，物资极大丰富的背后，有多少像这种生产很小部件的工厂，每个小厂子背后都有一段艰苦的奋斗史，有创业者的殚精竭虑，有打工者日日夜夜重复做一件事情的枯燥和背井离乡的苦楚；但是走进每一个小企业，你又会发现故事的不同。若是把这些故事谱写成曲，那曲子将会是波澜壮阔的，也将会如同白居易的词句，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