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清晨坚持在佛前冥想已经有一年了。最初如大多数人一样，是求开心，祈求尘世的成就，但每天都求一样的东西，求着求着，便觉得那些世俗的东西其实也没多大的意义；后来去求解脱，争取这辈子好好修行，以便了断尘缘，那一阵子也有些厌世；之后开始感受到佛在我心中，那一阵子就感觉很满足很踏实，有一种很温暖的归属感；突然有一天感觉到我其实也在佛中，所谓万物皆有佛性，佛是整个世界。我的心中有佛，是因为我本来就是是佛的一部分。这个世界就变得完整起来。也因此意识到，我在佛前这一年的参悟，似乎是黑格尔所说的意识的正、反、合三种状态的演化：从佛在我外，到佛在我内，再到我与佛合。
去年把b站上邓晓芒教授关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句读》两门课程都听完了。总结下来，康德一生的追求是解决人的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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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知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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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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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希望什么
从“我能知道什么”，康德帮助我认清了理性的局限，但同时也展示了理性的强大性。正是因为人所特有的理性，才能捕捉感性材料，使得感性材料具有实在性。感性材料如此杂多，如此虚幻，所见所闻其实都是过眼云烟，黑格尔所以说，感性材料是最抽象的东西。只有语言中的“这一个”才可以去捕捉它，去描述它。但它一旦被说出来，便不再是感性材料本身，就如同能说出来的悲伤就不是真正的悲伤了。禅宗说，“才说一物便不是”，就是这个意思。“这一个”是一个具有同性的名词，任何感性材料经过它的描述，便具有了知觉的成分。
知觉不是感觉，也不是知性，它是介于感觉和知性的一种混杂状态。知性提升了感性直观材料，形成了概念。在知觉中，有了“物”、“我”之分。人总认为这个“物”是指自在之物，是事物本身的样子，但常常只是他对事物片面的理解。很多人一辈子活不明白，就是很多事情他虽然有一种抽象的客观判断，但依然糅合了很多主观幻觉。佛家劝诫众生看破红尘，大致也是去破除这个知觉，去达到一个纯粹的知性状态。
但是纯粹的知性状态是不可以达到的，因为我们接触到的只有杂乱的众多表象，知性可以帮助我们把它们连接起来形成判断，形成关于对象的知识，但是这个对象并不是自在之物，而是事物对我们的表现，所以我们永远也探究不到事物本身，佛家把它称作“阿赖耶识”。
但能不能就此就像休谟的怀疑，认为只有客观经验材料才是真实，人的主观理解都是海市蜃楼呢？康德反对这种经验的理念化，认为固然人的认知常常有偏颇，但人所抽象出来的概念是先验的，人的理性虽无法把握其全部，但不可以因此否定这些概念的存在。从亚里士多德时期，就不断有哲学家去总结哪些是最高概念，直到康德那边形成了一个普遍的范畴表：量、质、关系和模态。从此人的所有知识和概念都可以被归入这个表。
概念的存在与否本身并不构成知识，比如上帝的存在不是一个知识，而是一个理念。概念的形成和认识对象的同一性确实取决于意识的同一性，意识的同一性必须以“我”在时间上的同一性为前提，也就是“我”在概念世界的同一性。黑格尔把这个同一性叫做先验统觉，康德把它称作灵魂不巧，而我更想称为这是佛在我心中。“我”的同一性，产生了对这个大千世界的认知，连同我参念的佛法。
正是由于人在概念世界有存在，自由和道德律也就因而存在。人在现世世界受制于因果律，比如人必然会趋利避害，这是因果律要求人类去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是在概念时间人是自由的，人总希望使得自己的行为准则形成普遍的法则，因此，人的这种自由对自己也产生了约束。这个约束就是道德律，人对自己的约束使得人有了道德。说起来，道德律是概念世界而来，因此道德律是因为人的理性产生：它要求我们“去人欲，存天理”，它要求人不要总被自然欲望驱使，而是去寻求德行，做一个好人。这就是康德所要论证的第二个问题：我可以做什么。
我坚信佛的存在，不是因为佛的显灵，而是因为我是一个有主观认知能力的自由主体，我在概念世界有着一席之地。佛是概念世界的全部，我也在佛中。这也是我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