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人生有一种绝对智慧（absolute），掌握了它，就如同尚方宝剑在手，无往而不利。我的人生理想也在于此，所以就有了闲暇时间学习易经义理方面的习惯。另一方面，作为尘世中人，修行还得在尘世；随着社会经历的增加，我隐约感觉到相对的力量，犹如阴阳鱼所表达的那样，一切事物都有两方面此消彼长似的相对运动。那么，对于人生终极智慧的绝对存在，我也变得有些半信半疑了。
既然事情都是相对的，而且每时每刻总有一面战胜另外一面展示在我们面前；但或许过一阵子，另外一面就会反败为胜，于是乎，古人便告诉我们“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焉知”的是在哪里和于何时。前一阵子做职业规划时，因为面临归国和海漂的选择，每天也是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想法总不断在下一秒被推翻。更有甚之，我发现，在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上，处处也透出这种人生哲学。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阴阳极。计划经济下，资源不会有浪费的现象发生，但它模式太固定，没有发展的土壤；市场经济倒是能催化创新和发展，但自由的代价太大了，人们错误的认知会不断增强（索罗斯的反射理论），最终总有暴力发泄的一天，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及随之而来的衍生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目前的政策制定者都认为经济需要宏观调控，并发挥市场的力量。这句话的解释便是那句老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然没有一种完美的普适体制，我们就顺应干涉和自由这两个对立面的较量在不同行业不同问题里的具体表达。
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在遇到不擅长的事情时，可以被理解成“摸着石头过河”。西方基本思维方法是演绎法，就是大前提加小前提便得出结论；他们喜欢逻辑，擅长建立理论框架，在基础假设之上创建一座理论的巴比伦塔，在人类的逻辑中寻求一种自洽（说来惭愧，我记得物理学中很多自洽方程，然而我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相对比的是，中国人喜欢“实践中出真知”，擅长“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总结思考中制定政策。所以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没有像俄罗斯采用“休克疗法”，而是摸着石头过河，当然也犯了很多错误，但就目前看来比俄罗斯的法子正确。当时的俄罗斯试图在一夕之间完成私有化，很多国企在估值不明确的情况下被贱卖，一些跟政府关系好的个人顺势掌握经济命脉，形成寡头阶级，现在是俄罗斯发展的最大阻碍。
再回到我们的领导层。以刘鹤为代表的国家核心经济决策层无一例外都从基层工作起步，这使得我们在大政方针的制定上较少依赖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反而跟农民种地的思路一样，做事情约摸着来。但话说回来，但凡工作都应有个思路，这个思路最好不要变动太大；一味坚持思路就陷入计划经济的固化模式。所以，这问题又回到“度”的把握上来；毕竟坚持计划和顺应变化这两股力量也是此消彼长的。
有人说，There really is no such thing as Art. There are only artists (这世界上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所以我们常说艺术是被创造的，是艺术家内心世界的表达。那么科学呢？这世上真的有科学的存在么？大家都会说牛顿“发现”了运动学基本定律，但毕竟也是更广阔的相对论在低速下的近似表达；话又说回来，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相对论就是正确的？上电动力学的时候，我去问老师，为什么光速是不变的；老师给了我一个印象很深的回答，光速不变在物理中，是一个信仰，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石。可笑的是，可以说从那时起，我便转而寻求形而上学的东西，开始研究起星宗教一类乱离怪神的东西啦。
又跑题了。我用以上艺术与科学的这段插曲，为了说明人们创造的动机是为了解决一个个的问题，从这一点上说，科学是基于逻辑和实验的创造，也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范畴。而问题总得不到完美解决，解决过程中总会产生新的问题，所以人类探索自己和宇宙永无终结。那么终极智慧呢？用一句拓扑学的词语讲，终极智慧即使存在，也不是闭集。
我不止一次幻想，在白发苍苍之时，我变成现在希望的那种看透事理的人。现在看来，那种状态也应该是运动的吧，学习和修行将永无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