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事纠纷中疲惫了一天后，跟同样身患其扰的老板Emil闲聊，他问：When you look back at life one day, what do you imagine you will think about? 我说，如果我无法永远是孩子，如果我不是一条鱼，那么我要过很多人的人生。我希望活出一种人格。一个人，可以很容易用做过的事情来总结，一种人格，只能用那些事情来诠释，无法尽说。
苏轼这一个人，就是活出了一种健全的文化人格。康震说他努力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少年时在制科考试中一举成名的苏轼，中年时乌台诗案锒铛入狱仍能呼呼大睡的苏轼，出狱后在黄州缺衣少粮还能写出大江东去的苏轼，晚年被一贬再贬贬到海南客死异乡的苏轼，一生都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自己的人生的价值观，坚持着自己对国家和民生无比的关注。
在我看来，苏轼的健全更多体现在身性灵各方面的杰出。性格方面，他能够完美的把儒、佛、道之精髓融合在一起，徐州做官时，带头为百姓修大堤；被贬至海南路过广东，还不忘帮当地百姓发明自来水道，这是儒家的胸怀民生；身患重病弥留之际，能喃喃自语出“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着力极差”，这是参透了佛法的空寂；竹杖芒鞋轻似马，此乃庄子之遗风。学识才气方面，他几乎在主要门类里都确认了自己不可摇撼的地位：文学诗词方面自不用多说，唐宋散文八大家有他，豪放派开山门祖是他，赋记铭表各类文体流传下来有几千余篇，光苏轼文集就有实打实一百十五卷；书法方面擅长行楷，列宋代书法四家之首。佛法方面也造诣颇深，我不敢妄议佛法，但从他与当朝大禅师书信往来频繁程度，可见一斑。生活方面，作为一个养生女孩，我很惊讶于他在养生医学方面的融会贯通，比如说他发明的四神丹，连名医康师孟都啧啧称奇，他还开出治内障眼的方子，我暗自想是不是他书也读多了，得开个方子治疗自己的近视眼；大科学家沈括根据他开的方子整理出《苏沈良方》为日常生活的调理宜忌所用。在人际交往方面，他自称是“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虽曾贵为帝师，但也能在村民家蹭人家的酥饼酸酒，抱有一颗赤子之心，才能广结善缘。起外号说俏皮话的功夫也是无人能出其右，河东狮吼是戏谑朋友家妻子的武艺高强，河东本是佛家之语，但夫人一声吼叫，吓得朋友心里发颤，像是被佛师教训一样；司马光为世人著名的外号“鳖厮踢”也是苏大学士起的，用鳖往泥里钻奋不顾身的形象暗讽当朝大宰相的固执刻板。更气人的是，苏轼连做个吃货都是顶级吃货，一个东坡肉自不用多说，自创的白菜萝卜煮鱼也是被人赞为：“此羹超然有高芸，非世俗庖人所能仿佛”。
康震作为一个文学教授，在百家讲坛《苏轼》的talk自然是偏有很强烈哲理和抒情色彩的，但这十集还是多少梳理了一下苏轼的人生历程。他生于1037年宋仁宗景祐，死于1101年宋徽宗建中靖国，终年64岁。从赵匡胤960年立朝到苏轼出生，宋朝已经历经77年，建国时期南征北伐，加之官僚机构冗杂，国库可是“惟存空薄”。范仲淹在仁宗时期就掀起庆历新政改革吏治，王安石也在仁宗后期上万言书勾画改革蓝图。但仁宗没有采纳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庆历新政也是“锐之于始而不究其终”，仁宗皇帝也是个恭俭仁恕的好皇帝，所以那时候的宋朝表面风平浪静的，实则江流暗涌风波将起。苏轼就在这种环境下在四川眉山出生长大，与小他三岁的弟弟苏辙一起，接受同是唐宋八大家的老爸苏洵的教育培养。
苏轼在20岁时与弟弟一起进京参加科举，毫无疑问，他们在最难的会考中一举考入进士。康震讲了一个段子，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他在决定名次的时候不知道考生名字，他很喜欢苏轼的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想列为第一，但因为对自己很自信，觉得这肯定是出自自己门下学生曾巩之手，为避人口舌，把无辜的苏轼硬生生降成第二名。我读过这篇文章，引经据典透彻严谨带有《国策》之遗风，再一想自己20岁的时候还是个在南大天天只关心学分绩的丫头，这连比较都显然不够格。康震还提到，苏轼这个进士也不是一般的进士，他在制科考试中证明了自己是南北宋三百年间4万进士的第一名；而小弟苏辙，也是不甘示弱，名列前茅。
苏轼在地方历练了几年后被召回中央，才华横溢的他自是被宋神宗看中，想重用他。此时的宋神宗年轻气盛，励精图治决心把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上上下下改革一番。他起用当时已名震天下的王安石实施变法。王安石变法可不是一般的结构体制调整，他从士农工商各个领域都掀了个底朝天，意图自是为天下苍生求福祉。但变法一是极大触犯了固有阶级的既得利益，二是急于求成，三是用人不当。宋朝重文官，但文官精于算计擅长小心眼，改革很快变成了一些投机分子升官发财之路，进而越演越烈演变成党争。苏轼只因为反对王安石的过于激进而被王安石顾忌，无法得到重用已经够郁闷，接下来又受到新党爪牙陷害诽谤。不堪其扰的苏轼便自请外放，想远离朝堂的尔虞我诈。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何况爱评议政事又擅长舞文弄墨的苏轼也不是颗老实树，几年后又被新党小人抓到小辫子，因“乌台诗案”锒铛入狱，在大牢里生死未卜了五个月。在爱才惜才的王安石、曹太后等各界人士的说项下，神宗才把他放出来，贬到黄州反省过失。堂堂知州变成了黄州武装部九品小官，没俸禄没家属楼没签字权还没自由。这年的苏轼44岁。
也就是这次牢狱之灾，也就是在黄州的窘迫，成就了苏轼，也丰富了中国的精神文化史。苏轼从一个相对比较单调的杰出文化天才变成了一个健全潇洒而又可爱的“人”。他拖家带口来到黄州后，没钱花，就节衣缩食制定理财计划；没地方住，就自己盖屋；没吃的，就跟官府要了东边的一个荒坡，号召全家种地，自封东坡居士，借用佛家名号；没朋友，就“扁舟革履，放浪山水之间，与渔樵杂处”，还与禅门大师往来频繁。其实触动我心的是，搁一般人，遭此大难，遇此落差，不成天借酒消愁寻死觅活的已经算是忍功高强的了，然而苏轼更进一步，他深刻反省自己的过失，引用苏轼自己的话说，他自己平生所做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非常地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康震进一步讲，苏轼是怎么自我改进的呢，便是：
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慢慢地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地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
还是文学教授的文字更有力量，振聋发聩。发到我心里又激起一波自我反省的涟漪。我本身是个爱琢磨、爱思考、习惯自我反省的人，但跟苏轼这次的自我反省比起来，我多了一番自我苛责，少了一些客观评价；多了一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鳖厮踢”，少了一番此路不通就放弃的游戏人生；喜欢一棍棒抡懵一大片，少一些就事论事的精准。所以我也明白了原来人这一生，是需要这样的打击磨炼才能成就洒脱性格的。苏轼才华横溢，一方面让他初出茅庐就名满天下，但树大招风也受了一辈子受的排挤诽谤。年轻的时候他还会小小报复，比如说写《凌虚台记》去反讽“欺负”他的人，中老年后都不会把那些当回事了吧。
他的了不起还在于他对生命和理想本真的坚持；在文学艺术创作上勤勤恳恳，一辈子活了64年，他留给我们后世的书文3000余篇，诗词2000余首，合算下来每两三天便是一篇；这还只是流传至今的，加上被他老婆王闰之在乌台诗案的时候泄愤烧掉了的，不知是不是更让人惊叹。反观我自己，工作肯定没当大官公务缠身的苏轼忙，人际交往肯定没这种朋友满天下的苏轼花的精力多，还经常觉得自己忙碌没时间，实为自己的懒惰开脱。在接人待物方面，苏轼广结善缘，以赤子之心待人，不论身陷囹圄还是位居高堂，总是想着为百姓做些事情。康震讲了一个故事，苏轼在做杭州太守的时候要判一个钱财纠纷的案子，被告是个卖扇子的，借了原告一些钱后没按时还款，因为家里老父亲去世花了些钱，但倒霉的是那年阴雨绵绵扇子卖不出去，现金流断掉了。以法理看来，被告欠钱不还是需要被惩罚，但从情理来说，谁也不忍“逼良为娼”。聪明的苏轼想了一个法子，他給被告的一堆扇子上又是画画又是题诗，把扇子做成了文艺品，还是超高规格的文艺品，扇子很快就被高价哄抢一空。
了解苏轼越多，就越觉得他是个让人舒服的人。什么东西会让人舒服呢？温暖的冬阳，和煦的春风，这些东西，不会太炙热，很平常，很容易让人感到生活的美好。文人的苏轼情趣高雅，在杭州做官，看到西湖被烂泥野草覆盖即将被荒废掉，便组织人力把水草清理走，把烂泥建成苏堤，还不忘在堤上修几个供人休闲游乐的桥；防止农民偷种水草，一般官员或许会修个栏杆封个索道什么的，苏大学士修了几座塔，以名胜的美丽去感化那群想种水草的山民野夫。会种地的苏轼是可爱的，爱吃肉爱喝酒，连贬到惠州没钱买吃的，还要屠夫把剩下的羊脊骨留下来，小火慢慢炖，以吃螃蟹的功夫去扣摸里头的肉。能写出“大江东去”去感叹世事无常，转眼间就写出“小乔初嫁了”来增添一抹人性的风流。就是这种高雅与世俗，思想与物质，潇洒又带有迷茫的苏轼，让人觉得很亲切，但是不流于俗气，会忍不住想接近，但近一步又觉得他离我们更远。这种微妙的情愫，一定会经常伴随着我，疲惫时读读他的"他时一醉画堂前"，失意时念念他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执著时想想他的“夫台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想放弃时抄抄他的“信于久屈之中，流于既溢之余，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吧。
这是一个中国式的健全的文化人格，那么作为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又呼吸着西方自由空气的我，会不会把这种健全演绎成另外一种更加广博的模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