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五个月，终于把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给拿下了。这半年来我一直欣喜于读到的一些大师之作，或是关乎哲学，正如此书；或是关乎历史，比如Will Durant的《Heros of history》；或是关乎外交政治，比如基辛格的《世界秩序》、《大外交》；或是关乎经济金融，比如Mervyn King的《The end of alchemy》。这些人在各自领域均奋斗工作一生，对各自领域的具体知识了如指掌之外，还有完整的思想体系，于是乎他们的作品就有了骨架，而那些理论与细节、那些轶事与趣闻、那些批判与主张，便是依附着这骨架的灵与肉。
哲学的历史不好读，其一由于哲学本身便是问题中的问题，已经是极其抽象化的表达，其二由于中国三千多年来思想派系林立，有时差别极其微妙，这就要求读者对各派别的主张有很深刻的理解；其三由于古文的生僻晦涩，在唐之前尤甚。这些都还好说，但是研究一哲学家之哲学，必“知其人、论其世”，汉代以前的还能有《史记》供我参阅，之后的历史没个集大成者之作，那些时期的思想我便只能浅尝辄止了。但是，吸引我读下去的，从来都是“义理之学”，与社会背景关系没那么紧密，而这一方面，对我修身养性还是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有朋友说我是个唯心主义者，从我三个月能吃一模一样的午饭就可以看出。虽然我自己没法把这两点联系起来，但学物理出身的我确是唯心主义者。唯心主义者的宇宙观有一种神秘主义色彩，一种所谓“万物一体”的境界。在此境界中，个人与“全”（道家之“道”， 道学之“理”）合而为一，正所谓人我内外之分，俱已不存。区分人我的，只是佛家所说的无明、宋儒所说之私欲。只是在去我去私方法上面，道家用纯粹经验忘我；儒家提倡以“爱之事业”。无我无私，最后与宇宙合一。我欲从庄孟说起，是因为这二人是最早的唯心主义思想家，如庄子曰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孟子云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者也。
那么如何证明这种天道与人性本身为一体呢？人人皆知的“人之初，性本善”，便来源孟子的性善说。孟子因人皆有仁、义、礼、智之四端而言性善。人之所以有此四端，性之所以善，正因性乃“天之与我者”。这是孟子性善说的形而上学根据，也是《大学》中修身养性才能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依据：
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尧、舜、禹相传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于形体之私，则固不能无人必矣。然而心有得于天地之正，则又不能无道心矣。日用之间，二者并行，迭为胜负，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乱安危，莫不系焉。是以欲其择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杂乎道心；欲其守其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于人欲。则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而于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朱熹《答陈同甫书》
圣人与天地合其德。——《系辞》
千百年来，儒学佛学道家大师们“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或言“本无我而妄立一我”，或言私欲蔽人心智。除了不断在理论上加以证明，先师们还提供如何去私欲的修养方法。读来读去，还是认为周濂溪的“静”对我的感触最大。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篇《爱莲说》，使得周敦颐（字濂溪）世人皆知。未曾想到，周敦颐也是一代大儒，宋明道学的先祖。周濂溪著有《太极图》，以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虽说他的道学起源于对《易经》的研究，但由于《易经》是孔子用君子之道诠释后的《周易》，濂溪便可归于宋儒一类。他用阴阳动静之变来论证了“性善论”，并提出了修养以成圣人的方法，在于主静，在于“无欲故静”。
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阴，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冯友兰先生为诠释这段话举了一个例子。孟子云：“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不假思念，当时即起之恻隐之情，乃系直起；本此而发生之行为，亦是直动。此等直起之念，及本次而发生之行为，无个人利害之见，参于其间，故是公。若此人一转念，则“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之意，“要誉于乡党朋友”之意，相间而起，此等意即是“欲”，其起非系直起，本此而发生之行为，亦不是直动。此等转念，有个人利害参于其间，故为私，所谓“私欲”也。继而云：“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
说到“诚”，我便想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长老规劝老卡拉马佐夫时说的“不要对自己说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能轻而易举对陌生人施以援手，却做不到持续爱邻人。说到底，其爱人之意便是不“诚”，爱世人只是自己给自己的谎言，其心还是被欲所蔽，或是沽名钓誉，或是自己为自己谋求一种道德的高高在上感。所以修身之前必要“正心、诚意”。
再者，“静”与“无为”两者的含义也耐人寻味。黄老之学中的“无为”之道，其意在宇宙间诸事物之变化，皆遵循一定公律，这也是易传的理论根据。在天然界如此，在人事界也如此。在人事界中，社会上诸种变动，皆自然得其必然，应得之结果，吾人只需旁观而已，“无为”是“无所作为”。而周濂溪的静并不是无所作为，心不动不代表不行动，只需做心中所想之事，而心不为私欲所累，便是无为而为，便是合乎天理，便是“至善”。程明道所言：“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即不黏滞于物，此亦颜回之不迁怒也。
所以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也“；所以王阳明云：”然欲致其良知，亦岂影响恍惚而悬空无实之谓乎？实必有其事也矣。故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人心深处为灵识，此灵识本应于天地道德理气合一，但因人之私欲而自小。为寻求到理之全貌，必不断借助于外事来剖析自己，乃至随心所欲，不逾矩“，乃至“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
这种唯心主义思想，也深植于佛学之中。佛家最主要之理论虽是“诸法无常，诸行无我，涅槃寂净”，它也有“一花一世界，一鸟一天堂”之言。正如《大乘止观法门》所云：“真心能与一切凡圣成体，心体具一切法性。” 但佛家一直饱受儒学批评，正因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为逃离现实世界之苦难，宣称一切皆虚幻，说到底，还是有私欲作祟。
唯心主义下的义理之说贯穿整本书，也贯穿整个哲学史。一言以蔽之，圣儒们建立不同的假设和理论来劝导世人时时刻刻正心诚意，去除私欲再去看待事物；不流于表面，而要去寻求某种本质。这种本质，便是仁者之仁，智者之智，佛家之“阿赖耶识”，庄子之道，朱熹之理，我一直追求的生命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