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误打误撞地开始关注哲学思想，我应该对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不会产生任何兴趣。之前总以为它是一本很“红色”的书，大概就是教贫农如何瓜分地主土地，教工人如何谋划游行罢工，教无产阶级如何打倒资产阶级专政云云。但当我开始读基辛格的《大外交》，读到近代欧洲各国的内政和外交时，我发现马克思、费尔巴哈的名字出现地越来越频繁。于是乎我有点好奇，他们的思想真的有改变历史轨迹的力量么？
有趣的是，我买这本书完全是出于偶然。那个周末在大英图书馆看书看到闭馆，天气又很热，我就躲到旁边的水石书店避会儿太阳。随手翻开一本书，书不算厚，只有两百九十页，然而光导言介绍就有两百五十页。合上书页一看，竟是与我的祖国关系如此紧密的红色圣经。再仔细一瞧，里面大篇章幅描写黑格尔，正对我的胃口呀。接下来，便是历时两周的手不释卷了。
若只就《共产党宣言》而言，我更倾向于把马克思定义成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从社会方面说，马克思先是纵向研究历史上所产生的各个社会形态，指出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统治和被压迫的阶级之间，或缓和或激烈地，斗争永不停歇，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结束时，或者一方战胜另一方，或者两方同归于尽。马克思强烈反对着试图在阶级间协商的思想，比如君主立宪，比如资本家提高工人福利，比如国家增加对富人征税；他认为那些措施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他颤栗于把一切现有社会秩序摧毁的共产主义革命力量。再者马克思横向比较欧洲17到19世纪各国的宗教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差异，比较了当时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德国的王朝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等不同派别，指出这些披着共产主义外套的思想，只不过是为了自己国家某一小部分的团体利益，与无产阶级联合去抵制资产阶级革命的战术而已。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不分国家和地域的；他以摧毁阶级之分为宗旨，抛弃一切除了维持生存所需的个人财产，不再把劳动作为集聚财富的手段，而是以身践行“the true nature of Man”。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不为个人利益的，而是，为消除存在人类历史千年之久的阶级斗争的。
马克思的历史观是阶级斗争的，是唯物的；但我倒认为历史是理念的历史。每个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进行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转变，但每个国家因其文化地理差异，转变方式和时间各有千秋。法国资产阶级推翻波旁王朝的大革命结束后，政局一度混乱不堪，那些试图复辟的贵族阶级和被资产阶级压迫的无产者所提出的思想，传到德国，反倒成了资产阶级推翻普鲁士王朝统治的宣言。而这些宣言，或是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康德的意志说，或是源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或是源于古希腊的自然法。历史的思想从不会被湮灭，它或许会在千年之后，让一代又一代人为之震撼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再回到《共产党宣言》的经济学角度思考。马克思是第一个指出资本主义“万物商品化”和“无休止扩张“的本质特征的人。封建社会的生产资料是固定不变的土地，土地无法无休止扩张，从而经济是收敛的是控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是流动的可累积的资本。逐利的资本，或是在空间地域上开拓，正如欧洲海外殖民扩张之举，或在时间轴上开拓，正如1836年开始的私人银行系统和随之而来的利息的发明——金钱的时间价值，便是以透支未来预期而实现的现世资本回报。再者，资本家为了在同阶级内部保全自己，不断进行新技术新产品投资，而这些新产品需要新市场。在这种不进而退的达尔文进化论环境中，资本主义的市场随着资本不断扩张，它们突破了国界，突破了人种，突破了时间。新事物的开拓总带有不确定性，而这不确定性，便成为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危机的内因。
在封建社会中，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农民匠人们只为了生计奔波。在土地的束缚下，人们形成家庭，男主外，出门种地，为创造价值；女主内，在家哺养孩子，为延续后代。其实这两方面都只是为了此刻生存需求和种族延续需要，两性互补，家庭纽带紧密；逐渐形成的家庭伦理道德体系也具有农耕特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便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分化。在一切可以自给自足的社会中，人们可以”相呴以湿，相濡以沫“，可以”达则兼济天下“，或可以”守望相助，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接下来，商品的自由交换带来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及之后的17世纪的工业革命，以改变劳动方式的手段改变了社会形态和伦理道德。机器的大规模使用解放了价值创造必须使用的人力，在劳动面前，男女、父子第一次被放在平等的位置。封建社会的家庭纽带变得岌岌可危。更深一层的是，人们劳动创造也不再为了自己，更多的价值被集中在资本家手中。像历史上所有的被压迫阶级一样，人再一次被当成工具。这一次更凄惨的是，资本源自社会劳动异化，资本的地位却凌驾于人权之上。
说到人权，便不得不从哲学角度看资本主义发展。似乎我们又可以把私有财产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联系起来。早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大概十七世纪，法学家、神学家们便就私有财产是否为人的本质权利展开过激烈讨论。著名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把私有财产，同自由、安全和阶级反抗放在一起，作为人生而不可剥夺之权利；但财产的平等分配问题又颇为棘手。正如孔子所说，”名不正而言不顺，言不顺而事不成“，若能从根本上证明人的自然意志里不包含私有财产这一项，那么资本家剥夺的工人劳动成果便可以在法律中证明其罪恶。
那么如何去寻找人的自然意志呢？黑格尔一派一向用逻辑和理性去探究历史，并提出”一切存在的都是理性的，一切理性的都是存在的“。若自古而今的社会形态中存在私有财产一说，那么私有财产便是属于自然意志的现世表达。法学家和神学家分别从卷帙浩繁的罗马法、犹太教旧约、基督教圣经中寻找对财产占有合理性的蛛丝马迹，结果却是自古以来，上帝似乎才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换言之，我们只是使用者。人们对财产的最初获得，或源于战争掠夺或源于劳动发明，与私有财产的永久性占有没有半点关系。
财产在哲学上共有性的证明，使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宣言如虎添翼。若仅从资本主义内部缺陷入手，其实并不能证明共产主义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若仅从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探究，我们很容易陷入对资产阶级的妥协，最终以不伦不类的共和制度维持表面的风平浪静。马克思所要的，便是共产主义才是解放全人类，不受物质束缚的最终答案。
但是，在一切社会制度都被摧毁之后，人们将建立什么的社会呢？历史是重复的，但也是不可逆转的。在经历过物质极大丰富的今日社会后，人民不可能再愿回到仅能满足温饱的旧时代，哪怕旧时代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么淳朴友善；若想继续维持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我们不得不借鉴资本家的探险意识，这种探险意识的内在动力不能不是个人利益。最后，一切技术和物质的进步，若不再源于资产阶级的自身努力，而服从于一个国家机器的计划，那么，我们跟在封建社会，又有什么区别？
马克思本人似乎也找不到答案，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放弃了《资本论》的编写，反而去研究南美印第安部落的财产分配。而让我感觉最悲伤无助的一句话是著名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米哈尔 卡莱斯基说的一句话：
Yes, we have successfully abolished capitalism; all we have to do now is to abolish feudalism. （是的，我们摧毁了资本主义；我们现在必须并且只能做的，是去摧毁封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