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会向我们展示惊人的巧合，不论是从纵向时间上的重复来说，还是横向地域上的比较。这几个月来，我一直沉浸在对这种相似性的琢磨之中，这个相似性发生在公元前三四世纪的欧洲大陆和中华大地之上。在当时的欧洲，罗马军团所向披靡，逐步地统一地中海沿岸广袤的亚非欧大地；在当时的中国，秦国蓄势待发，给我们第一次带来一个统一的帝国。
自古至今，没有中国人不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深邃的思想文化感到骄傲。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孔子规定了一整套世俗的思想价值观，这套价值观占据统治地位长达两千年之久；公元前二世纪的秦始皇帝，结束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泱泱大国气态初现；安定的社会促进了人民思想和创造力的发挥，董仲舒发展儒学思想，与皇权天命结合，从思想上维护了君权体制的稳定性；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在东汉王充时期达到白炽化地步；道教、阴阳家也别树一帜。
无独有偶，孔子逝世仅几年之后，在与中国相距万里之外的雅典大街上，人们经常会看见一个大胡子青年到处晃悠。他总是喋喋不休，专挑别人思想中自相矛盾的地方，被人踢都不以为意：他就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苏格拉底。与孔子相同之处在于，苏格拉底也是现世的，他坚信人性中的美德，同时承认自身的无知。如同儒学思想在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手中逐渐完善，逻辑学、伦理学经过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西方三贤的努力之后，在社会学、科学中发挥出叹为观止的威力。
除了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之外，柏拉图，这位苏格拉底的学生，跟孟子，这位孔子思想的传人，在思想学说上，其气象之高明亢爽亦似之。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个人之精神与宇宙之精神，本为一体；柏拉图则坚信，不受欲望支配的灵魂，在绝对的概念世界，与神明同在。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亦以沈博之气象似之。荀子生于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他一生勤奋好学，批判性比较各学各派，对孟子的“浩然之气”嗤之以鼻，认为天仅是“自然之天”。亚里士多德与他一样，博学广才，在逻辑学、教育学、美学、修辞学、政治学都留下大量著作； 同时也抛弃了老师柏拉图的唯心主义，首次提出“目的”一说。
正如荀子的学生李斯、韩非子在嬴政一统天下发挥重要作用一样，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传奇的亚历山大大帝，率领马其顿三万虎狼之师，统一希腊，征服波斯，东破印度，北至黑海，南灭埃及；而也如秦始皇去世后秦王朝很快土崩瓦解，亚历山大帝国的辉煌，在他猝死行军帐之后，也烟消云散了。
人们常说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困难不仅在于统治者做不到居安思危，还在于对统治之术的驾驭上。《韩非子》一书中对势与术做了很详细的评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也在统治之术做了大方面研究，而他主要的研究对象，便是崛起于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帝国。原因是在维护占领地区稳定性的成就方面，罗马帝国无出其右。
若想讨论罗马帝国如何维护其广袤疆域，还是先说说它是如何发展的。公元前七世纪，也就是春秋时期早期，罗马城建立，当初还仅是意大利半岛上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当时的意大利有着五股强大势力：罗马城北部的伊特鲁利亚人（其文明程度已非常先进），意大利中西部的拉齐奥，东南部的萨摩那人， 阿尔卑斯山脉和亚平宁平原的凯尔特人，以及南部的希腊奴隶城邦。
早期的罗马在几股大势力的鹬蚌相争中渔翁得利；与此同时，希腊本土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纷争不断，罗马便与那不勒斯的希腊势力联盟，攻打占据意大利南部的其他希腊城邦势力，类似于“近交远攻”。这步棋走得很聪明，若是采取像嬴政那种“近攻远交”，那么罗马就只能得到周围一小部分区域，而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邦势力是归于强大的伊庇鲁斯联盟，若罗马与强者联合攻打近邻，只能兔死狗烹。与近邻联盟的成果在于，虽无法在近处扩张势力，但罗马取得了重要军事港口塔兰托，为之后的海上扩张打下基础。
罗马扩张的重要原因在于两次迦太基战役的胜利。治军严谨、战斗力一流的罗马步兵军团，加上几十年的海军作战训练，一战便拿下了被迦太基人控制的西西里岛；西西里岛成了第一个罗马共和国的海外行省，这一年是公元前241年。三年后，罗马人又占据了科西嘉岛和撒丁岛，与地中海对岸的迦太基成隔海相对之势。
迦太基的军事统领，战略天才汉尼拔将军，将向罗马人复仇作为一生之目标。他在父兄死后，励精图治，秣兵历马，率领五万步兵、九千骑兵、无数北非象，绕过被罗马人严密巡视的地中海沿岸，从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出发，在法国北部的罗纳河饮马；他们路过白雪皑皑阿尔卑斯山脊，进入意大利北部，对罗马展开包抄之势。稍微想象，便能感受当时的悲凉。几万大军背井离乡，行走两千多公里，早已舍弃还乡的梦想。而他们，即使最初获得了几场战役的胜利，但也因深入敌人腹地太久，十年后客死他乡。有趣的是，将汉尼拔视为偶像的拿破仑，也是因为远征俄罗斯，而失去一生的辉煌。
不断扩张的疆土，给罗马共和国带来无尽的财富。迦太基亡国后，北非源源不断地给罗马城运送香料、橄榄油、银矿和奴隶；被控制后的西班牙也成是罗马的粮仓。不断积累的共和国财富，给了元老院不断下达征服蛮夷之族命令的军需供给；炽热的政治斗争，也训练了他们狡猾和算计的政治思想。被罗马入侵的疆域，大多生活着未开化的民族。罗马人聪明地以自己的语言训练他们，以文化同化这些人，正如中华民族同化少数民族一样。遇到负隅抵抗的顽固民族，罗马人便展开屠杀；之后却仁慈地给予这个地区的人民以自治权。罗马人深知，一开始的残忍很容易被遗忘；而持续不断的暴政才是祸患。此外，罗马在区域中扮演保护弱小国家的角色，这个角色一是给与他们被信赖的道德美德，二是可以压制强大邻国的野心。待时过境迁，罗马变成了这个区域中唯一之主。
屋大维在征服埃及之后，把罗马共和国改成罗马帝国，政策与汉武帝的加强中央集权有些许类似。罗马帝国又经历了几十年的扩张，军队甚至占领了英格兰岛，在北方修筑了像中国一样的长城。但与汉武大帝一样，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得国库空虚，加上各地野蛮民族不断侵犯，传染病肆虐，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新诞生的基督教很快有了穷苦人民的拥护。罗马的旧神再也给不了人民希望，阶级不断分裂下，罗马帝国很快便瓦解了。即使东罗马帝国向基督教妥协，苟延残喘了一千年，但是意大利，直至1871年才重新统一；罗马城，几经战火和蛮族的洗劫，只留下残垣断壁。
唏嘘之余，一个疑惑浮现了出来：为什么中华民族在几经沉浮之后仍能保持完整的统一，而罗马帝国却不能？难道是因为地中海把欧亚非大陆隔开？还是因为罗马帝国周边虎视眈眈的野蛮民族？我一直认为，能让一个事物毁灭的东西必出自其内部，外部只能削弱但不能彻底摧毁。一个国家建立的基础在于人民的一致性，所以摧毁这个国家的原因也是人民的自相仇视。在这一点上，中国用儒家思想牢牢控制住了人民，罗马没有做到。遍地黄金的罗马帝国，在如何保障私人财产上倒是做得滴水不漏；但统治者却没有做到让人民永远做他们的羔羊。中国人的思想是现世的，耶稣却许给了穷苦人民一个安详的来世。人们总遗憾中国没有宗教，其实这一点反倒成了维系中华民族统一的重要原因。国家不需要神明的保佑，国家只需要人民对统治者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