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威尔·杜兰特集毕生研究与思想成就之大成的《历史的教训》后，我内心交织着沧桑与骄傲，竟热泪盈眶。
沧桑的是承载了如此多苦难的人类历史终究是一个个人和群体中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过程，而面对自然的力量，所有的斗争都渺小到毫无意义；骄傲的是，哪怕知道一切文明都会被下一次的战火所毁灭，人类仍前赴后继地与本能对抗，充实思想与灵魂，去寻求世界大同的终极理想。
生物学与宗教、战争、道德标准
从生物学上讲，所有的生命是竞争的，是选择的，是必须繁衍的，人类也不例外。竞争来源于本能驱使的＂迎战＂，竞争的动机来自于＂获取＂。当资源丰富时竞争是和平的，当资源短缺时竞争是暴力的。自然并不会因为竞争者的无耻而降罪于胜利者，相反，沾满罪恶之血的胜利者还会受到自然的褒奖。为生存而战的斗争中，有的人在应付生存的各种考验时幸存了下来，人类注定生而不平等。这样看来，鼓励我们团结友爱、提倡生而平等的现代道德思想理念，似乎与自然规律和人类本能背道而驰。
生命的竞争在国家层面的表现形式是战争。合作诚然是真实的，但它是一个在更高层次的竞争中的内部战略手段。竞争的群体和竞争的个体有一样的特征：不安全感滋生出贪得无厌、党同伐异、好勇斗狠。我们的潜意识中印刻着千万年前的战争与血泪，不管多么爱和平的人，哪怕是耶稣，都会有一种以暴制暴、以牙还牙的报复思想。一直以来的安稳生活让我低估了和平的来之不易：在过去有历史纪录的3421年，只有268年没有发生过战争。若从三千年的战争史来说，我们所处的时代，真是一个难得可贵的不稳定的均衡状态。
从选择和竞争的天性上来说，人类首先是自私的；从繁衍的角度来看，人类又是高尚的。哪怕弗洛伊德认为爱即是潜意识内控制欲的外在体现，我们谁都不能否认，爱给社会带来的力量。如果说竞争和选择带来人类社会阶级的分化，那么只有爱才给弱者带来生的希望。
在这一点上，宗教似乎与爱同源，它让社会最底层的人有了存在的意义和尊严。宗教使穷人安分守己，不去谋害富人。宗教借神袛之言规定了道德标准，但它在尘世的代言人--教会，似乎在维护伦理纲常上不尽人意。教皇似乎总在致力于与君王争权夺势，而非促进社会道德。不断进行的宗教改革运动，也是毁灭其神圣形象的罪魁祸首之一。
19世纪以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们对大厦将倾的宗教的议论依然如火如荼。被理性主义主导的我们，把科学技术视为另一种宗教。但是，科技并未告诉我们去遵守什么样的社会道德标准。关于基因学的伦理讨论日嚣尘上，大家也意识到了科技的两面性。科技是物质的，它忽略了人类灵魂的渴求。大自然中并没有伦理，它对人类的约束太脆弱，以致不能抵抗那些潜藏在文明之中、展现在我们梦境、犯罪和战争中的野蛮。看来，只有当贫穷和罪恶再次席卷大地，科学的名誉扫地之时，才能使得我们重拾对上帝的敬畏。
历史与政府、社会主义
历史告诉我们，政权变更不过权力从一部分少数人手中转移到另一小部分少数人手中罢了。个人的自由必须受到一定约束，政府的首要职责就是建立秩序，有组织地进行暴力。贵族政治的“少数人”由出生决定，神权政治的“少数人”由宗教决定，民主政治的“少数人”由金钱决定。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中的一个中心思想便是，革命是连续的，哪怕惨烈如法国大革命，革命前后的社会生活、政府工作方式都别无二致。“个人的明智，在于他记忆的连续性，团体的明智则需要其传统的延续”。所以说，唯一的革命，是对心灵的启蒙和个性的提升；唯一的革命家，是哲学家和圣人。
那么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讲到，政府总是被少数人控制，少数人是能力出众的那一群人。财富的集中，便是能力集中的自然结果。专制体制会延缓集中速度，民主政体因为允许最大程度的自由，反而会加快这一进程。当众多穷人的力量与少数富人的能力势均力敌之时，便是社会平衡状态摇摇欲坠之际。历史或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或通过暴力解决分配。社会主义便是资本主义面临危机之际的解决方式之一。
那么社会主义到底能不能战胜资本主义呢？我没深入研究过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敢姑妄言之，但杜兰特一段话，倒是不明觉厉：
马克思是黑格尔的不忠实弟子：他将黑格尔辩证法的意思解释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将会以社会主义的完全获胜而结束。但是，如果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公式应用于历史，工业革命是正题，资本主义对抗社会主义是反题，那么下一个状态就应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题。……东方就是西方，西方就是东方，这一对双胞胎很快就会团聚。
我突然想起之前看过的BBC关于资本主义的系列纪录片的最后，镜头对着华尔街的高楼；主持人说到，这资本主义的大楼最终讲土崩瓦裂，与它的共产主义兄弟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