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读过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小册子不厚，很快就翻阅完了。当时最大的感触是作者很暗黑，看起来懂权谋，他在书中列出很多tips，比如君主如何操控利用人性的弱点操纵下属，在给予恩惠要一点一点来，但惩罚的时候要一击到底，不要给对方有任何反抗抱负的想法；君主在公开场合尽量表现出爱民如子和仁慈宽厚的样子，惩罚人的事应让其他人去干，最后还可嫁祸于人；君主平常应当不露声色，对凡事装作懵懂无知，避免让下属了解自己，但对下属要了如指掌等等。这本书被宣传说是全球知名企业的CEO必备读物，但有人也说马基雅维利的这些权谋在聪明的中国人面前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战国时期的法家就把这些思想全都囊括在他们的著作之内，不仅帮助秦国一统六国，还把这些思想都渗透到了中国人的基因：《红楼梦》里面的凤姐可就把用人整人哄人骗人的手段用的炉火纯青，丝毫不比马基雅维利逊色。
最近对这本书有了新的感悟，是受了清华大学彭刚教授公开课的启发。这个公开课的主题是西方文化名著导读，里面介绍了十来本影响西方思想最深远的名著，其中就包括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我再一次体会了什么叫做“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在第一次读的时候小本本里记的都是些权谋之术，或许潜意识里只是想学习这些招数；而彭教授更多是引导我们如何在道德和人性的角度去审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单从道德的角度出发，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是很卑鄙的，他宣扬君主可以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姑且不论为了维护正义而不择手段，这种做法是否是道德的，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似乎只是把政治当做一种科学来谈。他的思想包含了对人性的基本假设，这一点跟法家很类似：人性侧重于性恶论，将国家建立在人性和人的行为的基础上，追求权力和财富是人最基本的欲望。有了这样的假设，自然就可以得出最佳统治方法的推论：利用人性的弱点，适时适度地运用胡萝卜加大棒，来完成自身权力的稳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所以对马基雅维利思想的批判也就有了切入点：第一是政治是否能够完全科学化，第二点是人性是否纯恶。政治不可能完全科学化。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的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人除了物质利益，还要追求精神满足；除了受制于外界环境，个体行为还被喜怒哀乐影响。如果说自然科学是探求客观世界的外在必然性，而政治还需要探求人的内在必然性。外在必然性依赖于人的理性必然性，内在必然性则依赖于信仰和价值观的必然性。科学化有以下两大特征：量化和因果化。从量化的角度来说，外在物质的多寡比较容易来计算，但快乐、幸福感很难被界定，而且还有是否同质可加的争论。因果律是否客观存在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我更倾向的一种观点是，因果律存在于人的理性范畴之中，只是因为人的理性认识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因果律显得有普遍有效性。综合以上两点，在逻辑上来说，政治无法完全科学化，它虽有一些规律可循，但绝非固定不变。
我还认为人性不是纯恶的。对人性的讨论是现代一切人文主义哲学的基石。诸多人文伟大思想中，或明说，或暗喻，都有对人性的基本判断。且不说中国儒家的“性本善”和法家的“性本恶”之争，市场经济理论之父亚当 斯密的基本假设就是人的行为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人都要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还有一些比较隐晦的例子：当代社会政治理论最重要的著作，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的《正义论》，这本书讨论的是：一个社会要怎么样分配它的各种好东西才是正义的？好的东西可以是现实的，比如说金钱、美食、先进仪器，也可以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比如说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很好的名声、晋升的机会。罗尔斯讨论的起点是“无知之幕”：在原初立场中，立约者将被蒙上一层无知之幕，个人将不会知道自己的身份，能力，个性，也不知道别人的这些特性，而仅有基本的正义观念。在无知之幕的约束下，每个人为了确保自身的权益不会受到侵害，将会选择制定 一个能保障各种不同人的契约。这个逻辑起点其实隐含了人性的解设：人不是天性赌徒，不会在一开始就把自身利益最大化。
马基雅维利的学说对人性的描写很直接：
"……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是整个儿属于你的……当需要还很遥远的时候，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风险自己的财产、性命和自己的子女，可是到了这种需要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你了……"
如果人性是这样的趋利避害，那么统治者就只需要掌握人性的弱点，运用赏罚二柄就可以统治好国家；对自己希望发生的事情就赏，对自己厌恶的事情就罚。
只是为什么人们会在情感上抵触这些毫无道德感而言的权谋之术，哪怕这些权术能够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发展？因为人性不是纯恶的。诚然，人在现实生活中有趋利避害的一面，在有食物可吃的时候没人想故意挨饿，在可以休息的时候没人故意让自己劳累，但人绝对不是只根据个人利害关系来行动。还有那么些时候，人们的行为，会远超出利害的考虑之外。如果人就是趋利避害的，那么威逼利诱，赏罚二柄，就可以完全用来驾驭人的行为。但老子也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转折点。战役初始阶段，局面呈现胶着状态，双方都意识到这是决定命运的重大关头，这所城市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绞肉机；每天开始是一个团，然后一个师，后来是数十万人，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所有人都知道，只要上了前线，就是把自己的生命给段送掉，但还有那么多人无畏地投入到战争中去。人们在某种理想，在某种道德的鼓舞之下，已经完全摆脱了个人的荣辱和生死。所以卢梭说，人生来自由。自由的人，才可以做出与动物本能所相悖的选择，那就是追求一种不被科学自然法则所规定的精神境界。
最近又看完了一本书，里面也提到了马基雅维利，是俄罗斯作家梅列日可夫斯基的《诸神的复活》。这本书是借达芬奇的一生去挖掘基督教的本质，但同处一个年代的达芬奇和马基雅维利，两者都是伟大的思想者，或许在精神上有一些共同之处。打算专门写一篇关于达芬奇的小文，只是想提一句马基雅维利在这本书中，被作者描绘成“头脑虽然敏锐精细，却不具备信心十足的所向无敌的力量”，“幻想家，为人轻浮”。这也符合《君主论》的行文风格，马基雅维利认为统治者只要足够坚毅狡诈，结合书中的权术就可以牢牢地控制住人民，用一本不足百页的小册子就企图概括人类的社会关系规则，这个意大利人真有些轻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