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早上惯常上了Nat的举铁课，在最后拉伸的时候，Nat说：Now we have 3 months left until the year end, think about what you can do to keep the consistency（离年底只剩三个月了，大家想想，该怎么做可以保持一贯性，不仅仅在健身上，而且在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句话对我的触动很深。保持一贯性谈何容易！它首先要求牢记自己原来的目标，再者清楚现在的阶段，还得知道接下来的方向。最近赋闲在家，无所事事，有时候一刷手机就几个小时过去了，简直在虚度年华；会经常胡思乱想，天马行空，精神内耗；甚至还有些沉迷于华服美食的奢侈之气。怪不得大家都说人需要有一份工作，否则精神不会独立，人也会很焦躁。再想想司马光在王安石当权之时被逐出朝廷，同样也是赋闲在家，但他能够做到“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豪釐”，沉下心编纂《通鉴》长达十有五年。邓小平谪居江西，每天一边踱步锻炼，一边沉默思考，不忘记他作为一个领导人的职责，思考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涉及国本的大问题。我虽不需要操心国家大事，也没有满腹经纶可以编书立著，但是作为一个人，要牢记人的作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需要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需要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是需要的。在闲散时不忘奋斗，在富贵时保持朴素，现在真是体会到不容易了。
谈及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最近听了几期清华大学历史系大佬张国刚教授的资治通鉴公开课，其中有一节是他在中央机关党委的国学讲座谈领导力的，深有感触，想趁热打铁写一篇心得体会。他说，《通鉴》的精髓在司马光给宋神宗的上书中被总结了出来：修心之要有三：仁、明、武；治国之要有三：用人、信赏、必罚。不管做不做领导，他的品格修养是第一位的，因为在位者的一切都容易被放大。凯撒曾在罗马的一次演讲中说：“位高权重者，如果是发脾气，百姓说这是狂妄，普通人发脾气，只是觉得这个人的脾气怎么这么大呢？位高权重者内敛低调，大家赞扬是美德，一无所有的低调，大家说这是活该的，你一无所有，你不低调干吗？”。如果做领导的低调，就会成为美德，你稍稍比别人骄傲，就是狂妄。所以一个领导谦谨，是双倍的收获，如果高傲狂妄，你的负面就放大了。
修心克己：仁、明、武
修心之要是仁，《论语》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这颇有佛家菩提心的意思。《通鉴》中说“仁”是修政治、兴教育、育万物、养百姓，这是“仁”在领导岗位的诠释。
谈到政治，这里我想记录一下张国刚教授分享的一个例子。胡耀邦抗战期间曾经问过毛泽东什么是政治，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政治就是把你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胡耀邦不明白怎么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就是政治。毛泽东严肃起来说，你得告诉你的部下，为什么跟着你干，跟着你走，不跟别人走？你得给我一个理由，这就是政治。
不是哪个领导给的钱多哪个就是好领导，要不然大家都跟着蒋介石去了，共产党也不可能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人除了口袋，还要脑袋；既要利益，又要意义。当国民党的官虽然饷银很多，但毛泽东说，“来吧，建设我们自己的队伍”，于是稍微一些有理想抱负的也会跑到延安吃苦去了。所以说，领导做的事情要是正经事才能吸引到人才；与下属一起有崇高的共同价值才能留住人才。
“明”是判断力。“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是说要磊落，知道义，有安危意识，有分别贤愚的判断力。我在读到唐文宗的时候，就对这个“明”字的感触颇深，一个人要“明”，就不能有太过的喜好。唐朝中后期，尤其在泾原之变后，宦官逐渐把持朝政，甚至可以随意废立皇帝。其实朝中也不是没有忠君之臣，唐朝的皇帝也不全是草包，比如唐文宗就想找些忠臣帮忙把宦官除掉。但是当时朝廷中正逢牛李党争，朋党倾轧很严重，皇帝本人极度厌恶党争两派，所以被贴上派别的人他通通不考虑，而去选一些所谓的中间派。但中间派之所以两党派都不依附，要不就是无能之辈，要不就是在明哲保身，略有政治投机之意，所以这个皇帝第一次“衣带诏”活动就被他信任的臣子给背叛了。宦官找了一个借口把参与其中的宰相宋申锡流放赐死。这个皇帝还是不吸取教训，改不了用人的偏见，第二次还是用这些所谓的中间派，结果是甘露之变彻底把自己羞辱到极点。所以要想做事明智，活得明白，就不能带着有色眼镜看待问题，心里的天平得时刻摆平了。
“武”是决断力。“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是指要有决断力，决策之后勇往直前，奸佞不能迷惑你，不能改变你的主意。曹操跟袁绍打官渡之战之前，郭嘉从十个方面分析双方的优缺点。其中有一点就是袁绍好谋少决，曹操呢，得策致行，得到一个好计策，马上就实施。
司马光并没有提及克己。如果说修心是在精神追求上加法，那么克己就是做物质享受上做减法。富贵闲散后容易管不住自己，人年纪大了也容易松懈倦怠。克制不住自己是因为把世俗成功作为追求的目标，世俗目标一旦达成，人便迷失方向。唐玄宗之所以没有做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一是因为他也到了50岁，一般过了半百的人就想好好歇歇了；二是因为他的世俗成就太大了，皇帝做到了极致。天宝元年正值他登基30年，他们君臣一心，励精图治了三十年，大唐也进入空前盛世，“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他可谓是很好地“修政治、兴教育、育万物、养百姓”。从开元后期他就逐渐奢侈了起来，一次泰山封禅就造了千余间行宫。这个 皇帝又极爱音乐，普通人有艺术爱好不是坏事，但一个领导太喜爱音乐就容易荒废政事。当唐玄宗在倦怠的时候，又跟善舞的杨玉环一相遇，这个皇帝就彻底退休了，千万百姓的太平日子也到了头。
治国之要：用人、信赏、必罚
用人，指的是干部的任用；信赏、必罚，指的是激励约束机制。唐太宗说过，国家的大事就是赏和罚，赏当其劳，无功者知罪。制度要严明，没有制度治国治不成。最关键的还是用人，信赏、必罚是外在的治理手段，这些手段的交集点就是用人。张国刚讲了几条唐太宗和刘邦的用人之道，其中有两点给我的启示很深。
第一点是不嫉贤妒能。好领导不一定是专业能力最强的，而且最好下面的人能力比自己强。刘邦每次跟项羽打仗都输，但他懂得使用和驾驭比他强的人：“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抚民，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隋炀帝杨广是一个智勇双全之人，结果连一个薛道衡都容不下，就因为薛道衡的“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这两句诗写得好。
第二点是要懂得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领导人都希望找德才兼备之人，但如果德才不能兼备，领导也不能把人全盘否定，而是可以把有才无德之人放在开拓疆土的职位上，把无才有德之人置于监督岗位之上，再使用制度去实现人才的管理监督。一个王朝的前期往往人才济济，开疆拓土之时往往用人不拘一格，不会因为某人曾经偷过针线就不让他当将军。但到中后期，朝中之人大多平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有才能的人都被他人以德为名给诬陷下去。在读汉宣帝那一段时，有一个故事：一叫冯奉世的将领奉命送乌孙少主去莎车国做国王，但后来莎车国内叛变，匈奴也在附近出兵捣乱。冯奉世认为如果西域不安定则会使莎车叛贼做大，以后威胁大汉的安全，再加上事态紧急，就在没通知朝廷的情况下使用使节权力征集其他国的兵力，把莎车给制服了。很多大臣认为冯奉世立了大功应该封侯，但是萧望之认为“，而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矫制违命，发诸国兵，虽有功效，不可以为后法”，用高尚的制度硬生生把冯奉世的侯位给否了。我想这种事情只有可能在一个朝代的中后期才有可能发生吧。
虽然我不是领导，但从张国刚教授的讲座和《通鉴》的阅读中能够学到领导需要的素质和他们看问题的角度，精神获得莫大的喜悦。看书能开拓心胸，能窃物之理，执圣之权，能借书中人物看到不一样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