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三这个数字有种特殊的感情，可能来源于中国文化中的：一（法）生二（阴阳），二（阴阳）生三（三爻），三生万物。我觉得三是个完美的状态，因为第三个数字的存在，它在两个极端状态之中有了一种缓和，自带中庸的和解状态，和传统西方的二元论形成鲜明对比。很多时候中国人不分孰对孰错，凡事讲究个“三足鼎立”的制约平衡，这种“三”的思想竟与黑格尔的“正反合”不谋而合呢！
所以当首次接触到Malinowski的文化三元论时，我有着来自意识深处的认同感。他说文化是三个层次的有机结合：最低的层次是器物，包括能看到的各种有形物质，比如刀枪、车马、吃饭的筷子和刀叉等；第二个层次是制度和是组织，比如银行体系、教育体系、政治体系等都属于这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精神或伦理价值，也就是行为规范，即对好坏的判断。这比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二元论论调多了一种世俗层面的缓和。如果说Malinowsk三元论里器物工具是物质基础，价值意识形态是控制中枢，那么组织制度便像是具体实施方法，是让机体实现运转的机制。近代中国洋务运动口号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大臣便是看到了西方文化中器物方面优势。无独有偶，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在西方海军舰队压力下被迫开放门户后、爱国志士的救国反思后开展；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提出还政天皇、君主立宪的思想以促进资产阶级发展，其实这说明了明治维新更多在制度方面进行了改革；好笑的是，这仿佛与它这个“尚物”民族的人设不太符合。就结果而言，日本的富国强兵之路更加通畅，短短百年内打败俄罗斯，跻身世界霸国之列；反观中国，洋务派买了这么多军舰、建了那么多机器制造厂，在甲午中日海战中，灰飞烟灭。
历史学者从很多方面进行阐述洋务运动的失败原因，《全球通史》的作者Staviranos认为西方的技术是为了服务于西方的的思想制度，西方的科学不可能用来维护儒家的文明。个人愚见，中国但凡改革，都会有借改革之名不计一切排挤政敌的政治投机分子，洋务运动也是如此。洋务派大臣基本都是慈禧派，光绪皇帝等保皇派必然会千方百计给洋务运动挑刺儿来削弱慈禧那派大臣势力。洋务派大臣也并非真正想在帝国主义威胁下重振中华之雄风，很大程度也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一句话，权力没有在洋务运动的真正受益者手中掌握，皮毛式改革必将波折重重，胎死腹中。
另一个在国家发展治理上重器不重制的例子便是美国。越南战争失利之后，美国进入了20年的战略收缩阶段，具体来说便是他吸取了教训，尽量在国际事务中少管闲事，把注意力转向国内，多多发展壮大自己。他们也努力反思自己为什么会在越战中失利，但他们得出的结论比较无厘头。若是中国人反思，肯定认为失败原因在于美国乃不仁义之师，没有群众支持，岂有战胜之理；反正就从道德方面进行玄之又玄的检讨大会，而美国人呢，他们才不认为自己传播民主的理念是错的，反倒认为美国战争失利是士兵们在丛林中不堪蚊虫叮咬，通讯工具落后，武器杀伤力不够。虽认知有差别，西方国家有一点是值得中国学习的，那就是西方国家知道如果想在技术方面创新，必须在基础科学上有所突破；因此他们极其重视基础科研和人才培养，所以在之后的岁月里，我们也跟着享受了GPS、防虫防水化纤衣服、红外线检测等种种高科技给生活带来的便利。但他们从来没想过，如果时间退回到越南战争、退回到朝鲜战争、美国哪怕武器再精良，他们能对着被犬牙交错的美中部队投弹么，这岂不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所以在这几年美中贸易战中，中国的决策是加大全球化力度，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一个灵活的瘦子抱住一个胡乱挥拳的大胖子，胖子拳头硬，但总不能往自己身上落拳头吧。
2020年初全世界爆发Covid疫情，各国家的感染率和死亡率真让人们触目惊心。然而不同国家对疫情的处理措施大相径庭，有趣的是我们能从中能看到文化的影响力。中国方面严厉管控，不计一切代价救人。一个村若发现一例，那么整个村庄封锁，政府旋即派驻医疗救护人员入村，物流通讯系统等配套设施也随之跟进。中国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第一季度GDP是负值，春招的大学生就业困难，但因为防治有效，国内生产生活现在已基本恢复正常；反观美国英国这种高度民主制国家，在疫情爆发最开始首鼠两端，错失封锁良机；不得已才进行封锁，封锁得也不彻底。英国政府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告诉民众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规定繁琐可笑，比如说，政府规定只能有两个人来自两个不同家庭见面，当时BBC网站的问题专栏有人提出，若是去父母家看望老父老妈，难道还不能一起看望的戏谑之言。民众反应也是过度以自我为中心，在家里待不住就大肆批评封锁的不人道，有些人甚至鼓吹疫情是个谎言，是政府谋求阶级种族隔离的幌子。经济方面，美国为了维稳股价对媒体报道建立专门小组管制，以便让资本家银行家们的荷包不受太大损失，但对民众的健康和生命不管不顾。一个例子，美国的一艘巡逻航母上发现有士兵感染，舰长提出申请靠岸去接受治疗，美国军方拒绝舰长的请求，理由是要维系在西太平洋上的霸权威慑。试想，全世界都在自己国家忙着处理疫情，你美国用得着在这个时候因小失大，搞得4条航母全挂吗？
此时此刻，脑子里不禁回想出一个声音，“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 1。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是节制资本的，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国有企业制度建立便是承袭这一思想 2，虽然在发展的过程中国企变得有些畸形，但其思想确实能体现中国人对“大同”的一种追求，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西方民主国家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为着扩张资本才提出的自由和民主，当资本和民主发生冲突的时候，比如说新冠疫情，想了解当政者的取舍，可以参考感染率和民主得分排行榜~
那么文化的三个层面在“人”的身上上怎么体现呢？物质基础可以被看成是人的健康智力状况、教育程度、出身家世等等，算是硬资源。Malinowski的第二层面：制度和系统，对应着一个人的“术”。术便是做事情的方法，是在等到恰当的环境下时机中，整合自己的软硬实力，比如说人际资源等优势，精准把握各方需求，推动事情发展。第三个层面，便是人的“德”。人们可以以术来解决问题，但绝不能仅靠术来维稳天下。懂得权术之人大有人在，比如说秦朝之李斯、汉朝之主父偃，唐朝之李林甫、宋朝之寇準，他们都是绝顶聪明之人，是可以救国于危难之中的能臣，但他们皆因为品德不端正，太过于贪恋权势而搞得朝廷乌烟瘴气。真正能稳住局面的人，是如同李沆、萧何、娄师德之类深沉有度之人，看得透事理，却懂得万事留得人三分情面；宽宏大度，不偏不倚，心怀众生，不谋私利。德高望重之人，本身就有威慑魑魅魍魉之力量；因此他们能真正做到“无为而治”。
我们浅谈了国家的文化和个人的文化， 那么由大及小，由己及他，对于一个小集体的文化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或许跟话题不太相关，中国的小团体意识并不强，虽说有“四世同堂”、一村皆同姓等现象存在，显得中国人特别有小集体之团结精神，但其实这也只是中国刻意宣传的假象。与传统认知“国权不下县”的认知相悖，走马楼吴简的考古发现，结论便是国家政权在乡以下的控制特别突出，种姓杂居化程度极高；这说明在乡村中其实很难形成内部团结的小群体。其实中央对基层控制其实能从秦始皇能征调40万民众去修长城的例子中可见一斑。反观西方，佃户是直接服务于封地贵族的，贵族才交税给国家，所以西方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形成了紧密的佃户庄主的一个个小共同体。中国人的文化集体意识，只是“法道互补”，具体表现为习惯性被苛政厉法所压迫，而以道家的“无为”自我麻痹， 3，“穷则独善其身”，普通民众彻底丧失了“敢为天下先”的社会责任感。
在大家都倡导企业文化的当今，集体的文化该如何理解呢。然依鄙人愚见，国家文化的最上层理想意识形态是民生，个人文化的最高形态是国家，那么一个集体的抱负中应该既有国家也有人民。首先它应该服务与国家，银行就是应该发挥它的社会融资功能，给真正需要发展的engine提供资本投入；医院就是应该救死扶伤，把最好的医疗资源投入到给民众带来最大福祉的地方；学校就是应该教书育人，教授学生生存的技能、教导孩子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每一个集体也应该有服务于member（员工）的意识，给他们一个能够施展才能报效社会的机会，真正完成承上启下、连接国家与个人的职能。而集体文化也应该与自己的物质基础和既有组织体系挂钩，也就是精准定位。一个乡镇企业和跨国公司相比，乡镇企业还是多多把注意力放到当地市场；一个金字塔式的企事业单位和一个管理扁平化的公司相比，后者要多一些凝聚力和交流，而前者或许要侧重于领导和管控方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