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纽约时报记者Andrew Ross Sorkin所评价：当我们认为把08年的金融危机说尽的时候，Martin Wolf又加了一些新的东西。Martin Wolf的《The Shift And The Shocks》，可圈可点之处在于他不仅指出了金融系统的缺陷，更在于他对全球经济的失衡的深层研究；不仅在于他对各经济体应对危机的举措的全面介绍，更在于他对这些举措的批判性分析。如此以来，当今停滞不前的经济困境、南欧国家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特朗普试图扭转的贸易逆差、中国不断下滑的外汇储备，就一切顺理成章了：这一切都源于这个世界的零和游戏。
在《金融危机学习思考系列之一：金融危机的爆发》 中，我总结到，不稳定的金融市场起源于美国储蓄和消费市场的失衡，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究其原因，这种失衡来自于信贷的放松、资本和银行业的全球化。上世纪80年代全球政坛重量级人物里根总统、撒切尔夫人、邓小平都是自由化经济的倡导者；主张国家财政调控的凯恩斯主义在Milton Friedman以及Friedrich Hayek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后黯然失色，从此国家从财政调控逐渐倾向于对货币政策的把握。狡黠的银行家利用宽松的银行监管，以储蓄和信贷的利率差为盈利发动机，穷尽一切发放贷款；衍生品的发明、originate-to-distribute的模型、房贷车贷卡贷市场的膨胀，这一切都在不断增加银行账面的杠杆率。然而，银行账面的杠杆率并未平衡地分配到经济各部门中，个体家庭和私人部门的贷款量远高于公共部门；过于宽松的信贷标准下，个体家庭和私人部门的信贷风险又远高于以国家税收为后盾的公共部门的信贷风险。
那么，为什么个体家庭和私人部门会有这么高的杠杆率呢？在零和游戏中，有欠债人必有债主。国家对外债务起源于国际贸易。世界上的主要贸易顺差国有中国、德国、日本和中东石油国家。德国在二战后就一直实施严苛的财政紧缩政策，压低社会福利，提高工业竞争能力，增加工业出口总量；日本不断干预外汇市场，压低日元价值，同时积极投资出口型创新型产业，但日本又把大部分盈利转化成储蓄，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中东石油国家则借助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上涨的石油价格把高收入西方国家的国家财富纳为己有；中国则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持续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密集型低技术产业；并利用国家财政和税收政策，使得企业的储蓄率远大于私人储蓄率。反观美国、英国和南欧这些国家，被自由化资本市场带来的低利息贷款和被刻意抬高的货币价值冲昏头脑，疯狂消费。正如叔本华的意志论所总结：欲望会不断滋生欲望，不平衡会使局面更加失衡。作为全球霸主的美国还可以一来以不断印美钞来偿还欠中国的债务，二来凭借军事外交优势赖债；但南欧的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只能不断忍受债主德国的一系列财政甚至其他的政治干预。细想起来，这与我们国家在20世纪初所遭遇的西方列强干预有何区别？
在《金融危机学习思考系列之二：金融危机的应对》中，我提到，08年金融危机在全世界的央行注资和财政加持下在2010年枯木逢春。在货币政策方面，戏称“央妈”的央行，一方面大力度地购买政府、企业债券，以期为整个经济体提供流动资金，保持物价稳定（monetary policy）；一方面提高银行监管，防止银行系统性风险 (macroprudential policy)。但是，物价维稳和金融管制的两大任务却是自相矛盾：以维持通货膨胀率的货币政策非但不利于降低银行的杠杆率，其导致的扩张的银行信贷反而对金融管制更有阻碍作用。再者，复杂的银行监管条约，并不旨在改变，只用于防止金融系统的大厦将倾。在财政刺激方面，各国政府在危机发生后通过发行大量新国债筹集资金，加大对公共部门的投资，增加供求关系，给衰退的经济注入一丝动力。但是，过于谨慎的政客们，太害怕政府债务高筑，在2010年之后纷纷撤除财政刺激，转而刺激个体商业借贷；于是乎，世界经济又回到“银行发贷创造钱财，钱财刺激消费，消费创造新信贷”的繁荣假象之中。
那么，难道我们就必须受制于这种怪圈么？我在《我们所信任的钱》中提到，信用经济中，钱财由我们的信任支撑；我们把钱放在哪里，就是把信任给了谁。每月的收入直接被公司拨入银行，爸爸妈妈给的压岁钱在怀里揣两天后存入银行，日常支付也是只刷银行卡，似乎我们将握在手里的钞票和银行账户的数字一视同仁；那么全世界的人们为什么会那么无条件地信任银行？中国的银行也大多只是国有控股，外国银行却只是私人营利机构。银行家以人民的储蓄金为抵押，在对外发放贷款时却不顾这份信任，只为自己的奖金和股东利益着想；当银行因为放出的贷款无法收回，资产变得岌岌可危时，这些人又只能凭国家财政扶持和央行印钱度过难关；虽然保住了自己银行账户的存款，但膨胀的钱财对千千万万的储蓄户和纳税人来说却是隐形的灾难。既然我们信任的是国家，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把制造钱财的机器由银行转移到国家？正如Fisher在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主持的"Chicago Plan"所提议的那样，把所有的银行储蓄100%划入央行作为储备金，所有的房屋贷款、企业贷款等均由国家发放：让国家取代银行，只有我们信任的国家才是唯一的金钱制造机。
一个健康的金融系统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流动，但如上文所讨论，金融危机只是全球发展失衡后再加金融系统的不稳定造成；金融系统改革好了，全球经济的失衡该怎么扭转？这种失衡在过去几十年的表现有两点：一是英美南欧等贸易逆差国与中德日等贸易顺差国的失衡；二是在每个经济体中，个体收入的差距拉大：这既来源于企业的税收豁免政策和低利息福利，使得企业主的盈利总体大于普通家庭收入；又来源于各国私有化进程中的灰色收入。
对于各国对贸易方面的失衡的反应，一个例子是刚刚打响的中美贸易战：7月6日特朗普政府正式对中国的340亿美元出口商品加收25%关税。关税的提升不利于交易全球化，所有人都认为特朗普的反全球化举措是愚蠢的，但特朗普确实看出为防止美国再次陷入金融危机，必须要阻止美国人民的过度消费；但阻止消费会阻滞自家经济发展，所以只能拿外人开刀。但或许他忘记了，全球化如火如荼已有几十年，各国关系已盘根错节。一个很好笑故事是，上世纪90年代我们国家刚开放时，就有很多国家跟我们有贸易纠纷，要对我们出口的产品加关税，其中就有韩国，他们对我们出口的泡菜有意见。商务部和韩国人谈了好久，最后发现我们出口的泡菜都是韩国人在大陆开的厂子里生产的，所以忙活一阵，我们也搞不懂，他们是想罚我们还是坑自己。中国人也不甘示弱，声称之后会有一系列报复措施出台。在零和游戏中，报复了买咱们东西的美国人，自己会得利么？
不打贸易战，我们怎么扭转贸易逆差带来的全球发展？我觉得德国、瑞典和日本的模式是一个很好的借鉴。这些国家或凭借百年积累下来的工业经验，或凭借对新兴产业的不计成本的开拓，跟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的中国形成不同的竞争格局；反观南欧等国，既无国际优势产业，又赋予人民太好的福利，对上中国这种能提供更便宜劳动力和更充足资源的国家，最后只能落得失业率居高不下，然后他们再被德国人借的热钱哄得又负债累累。我们说想要发展经济，一是提高生产效率，二是加大资本投资，三是增加劳动率。南欧国家的尴尬在于，长久萎靡的经济已导致大量高素质人才外流，投入的资金都用来还贷而非发展经济，若真要提高生产效率又意味着失业人口增加。所以，哄着穷人买东西的德国，只能恶食其果。
那么谈危机灾难国谈到这里，对中国有什么借鉴呢？习近平主席的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是很强有力的措施，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是能与美国一决高下，但是基础工业还是落后太多，缺乏核心技术，产业保护不力。虽然我的头发比见识长，但怎么也有些“不在此山中”的旁观者视野：国人太急于近期回报率（其实不止是中国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政客都一样），国家宏观政策放出的钱财并没有真正进入科技研究，反而流入房地产和金融行业。再者，增加金融机构的资本适足率，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央妈为了刺激经济不断降准降息。国家可以为扶持企业发展发放流动资本，但不要以债券尤其是银行债券的形式，而最好是以股权投资为主；股权人对投资出去的资本有全权负责的监督态度，但债权人并没有，银行家更没有。降低银行的杠杆率，增加良好企业和新兴企业的杠杆率，才能够在不损伤经济的前提下，保住我们的平稳发展。还有一点就是，在国家优势产业尚未尘埃落定之前，把握住外汇管制，防止一旦资本逆转带来的资金链断裂（欧债危机的导火索就在于此）。
在收入差距增大的背景下，国家应该做的，是对个人财富征税而不是收入，以防止过度企业储蓄、过少企业投资的现象的发生。在英国，中产阶级是交税最多的阶层，因为低收入人群有税收豁免，高收入人群可以通过企业和基金会等各个手段避税；反过来，中产阶级却是社会劳动主力和社会稳定的螺丝钉，在这种税收制度下，中产阶级总有为自己的劳动付出所害的感觉。在对中国企业税收不了解的情况下，我不敢妄加评判，但衷心希望中国的税改不要改成西方国家的样子。把持各国政坛的高阶人士也不要过于杀鸡取卵，在出台各项改革措施的时候不要只考虑本阶级的利益；以免如德国一样，为了维持自己的贸易顺差不断向外输出资本，反而陷入债务要不回来的窘境。
这世界是一个零和游戏，赢家也需要适当给输家一些赢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