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的生日旅行，我临时起意来到了约克郡的Harrigate镇。我找到了自由。

这种自由是不是肤浅的自由，它不是相对于身陷囹圄之人，普通人享有的随时来场说走就走旅行的行动自由；不是一个人被赋予的随在公众面前宣扬自己政治理念的言论自由；也不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可以享受自己财产的财产自由。它是人作为一种先验概念，上天赋予的先验自由。它是那种哪怕刀架在脖子上，我依然能够说出一个人该说出的话、继续做该做的事情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先于任何经验的非知识性存在，它的存在是一种信仰。

这种信仰不是宗教信仰，它不需要洗礼，更不需要仪式。它是理性经过思辨意识到它自身的边界后，谦卑地放下纯粹思辨的方法，而去接受的信仰。爱因斯坦因此在光速不变上提出广义相对论，欧几里得因此在几大公理上建立几何学大厦；光速不变和几何原理都是不可以再被进一步证明的，它们是先天感性，我们已达理性的尽头。正如康德所说的那句著名的话：

我不得不悬置知识，已给信仰腾出位置。

几年前我苦苦思考，我这辈子最不能放弃的东西。当时我最终写下了两个字：自由。但是我深深怀疑自由的存在，我的内心也因此总在怀疑论的虚无主义和独断论造成的荒谬中挣扎。在社会关系、金钱荣誉方面，佛家讲到诸法相（万事万物）都具有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的无自性，所以缘起缘灭变化无常；佛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寻找是否有一个事物，具有自性并只有自性，即阿拉耶识。其实不仅是佛教，就连自柏拉图以来的众多古典西方哲学家都在寻找这个存在。基督教徒说它是上帝，道家说它是道，周易说它是变化自身 …

好几年了，我都会在12月份的时候回顾一下自己当年看过的书，今年也打算如此。正如网上各种论断所述，“你的圈子，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吃什么，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阅读什么，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多多少少的，人对自己的了解来源于外物。所以说，审视自己的方式也不只在于审视自己近期的心理情绪，最近关注的事物也算是一种审视手段。

算来算去，今年看过的书从数量上来说，比以往几年少了太多。物理学读了霍金的《The universe in a nutshell》、Roger Penrose 《Cycles of Time》，边吐槽边看完刘慈欣的《三体》；传统文化方面读完马恒君的《周易正宗》，钱穆的《宋代理学三书随劄》，经济（史）方面读完秦晖的《传统十论》，林毅夫的《中国经济专题》，Paulson的《Dealing with China》，正在阅读的有米尔恰 伊利亚德的《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陆南泉的 …

我对三这个数字有种特殊的感情，可能来源于中国文化中的：一（法）生二（阴阳），二（阴阳）生三（三爻），三生万物。我觉得三是个完美的状态，因为第三个数字的存在，它在两个极端状态之中有了一种缓和，自带中庸的和解状态，和传统西方的二元论形成鲜明对比。很多时候中国人不分孰对孰错，凡事讲究个“三足鼎立”的制约平衡，这种“三”的思想竟与黑格尔的“正反合”不谋而合呢！

所以当首次接触到Malinowski的文化三元论时，我有着来自意识深处的认同感。他说文化是三个层次的有机结合：最低的层次是器物，包括能看到的各种有形物质，比如刀枪、车马、吃饭的筷子和刀叉等；第二个层次是制度和是组织，比如银行体系、教育体系、政治体系等都属于这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精神或伦理价值，也就是行为规范，即对好坏的判断。这比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二元论论调多了一种世俗层面的缓和。如果说Malinowsk三元论里器物工具是物质基础，价值意识形态是控制中枢，那么组织制度便像是具体实施方法，是让机体实现运转的机制。近代中国洋务运动口号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大臣便是看到了西方文化中器物方面优势 …

2020年的苏格兰高地徒步，让我对自己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虽然一直知道自己的小心思有些敏感跳脱，思维老像脱缰的野马不停在跳跃，但这往往发生在身体疲惫到压制不住狂乱的心理活动的时候；于是乎表现在情绪方面，时不时或忧郁无助、或天马行空、或豪情万丈、或竹杖芒鞋。但这次高地徒步，我只想说，还是要看着脚下的路，踏踏实实得走啊，走。

趁着8月底的bank holiday, 28号周六我们出发坐火车北上，第一晚暂宿北方重镇Inverness。即便在Covid疫情之中，Iverness在旅游旺季之下，餐厅也是一座难求，我们从Google resturant list从上往下打电话，唯一的选择便是当地一个酒吧。但计划之外往往有惊喜，服务员态度亲切淳朴不提，小哥还教我们如何品当地的威士忌。在伦敦，大家都习惯性加冰或者加可乐，但这是压制威士忌的口味；北方人民口味暴烈，直接加水更能激发威士忌的味道，他们家的炸鱼也不错，极大刺激了我在伦敦一直萎靡不振的胃口。第二天我们一早便坐公交去天空岛Isle of Skyr。 2019/2020年我的心力消耗比较大，一直食不甘味夜不安寐，身体状态欠佳，所以在去Portree的公交上华丽丽吐了一地。好歹强迫自己睡了过去，中午时分到达Airbnb住宿，一杯热牛奶让我又生龙活虎起来。趁着不下雨，我俩就走了一个短线，同时也是打卡热点 …

记得3月18号公司宣布遣散员工回家工作的通知刚出，Emil告诉Ivan去暂停每周的统计小组学习，Ivan询问是否暂定5月恢复，Emil说: cancel it, it is most likely that we have to stay at home for at least three months. Emil是对的，在家办公的日子一晃三个月就过去了，夏至已至，我们还是没有回去上班。但他还是太乐观了，谁能想到，这爆发的疫情，彻底改变了我习惯了的一套工作方式。无论是否出于保障员工健康的考虑，还是只是出于节省开支，在英国政府逐步放宽种种隔离限制的环境下，公司还是放出年底之前员工不得回去上班的信号。我之前以为这三个月的“不正常”只是暂时状态，没想到，这种隔离在家的生活成了“新常态”。

早上不再会有在地铁上的晨读，取而代之的是在家里铺着垫子健身的挥汗如雨；不再会有在公司茶水间的早餐闲扯，取而代之的是在千篇一律的燕麦粥配百家讲坛的音频故事；中午不再会有在健身房的争分夺秒，取而代之的一整天坐在桌前有一搭没一搭的回复邮件开电话会议；傍晚不再会有期待下班的心情和在超市挑选晚餐食材的纠结，取而代之的是带有茫然和自虐式的健身。生活和工作没有了明显的界限，个体的外在属性与内在属性丧失了意义 …

在人事纠纷中疲惫了一天后，跟同样身患其扰的老板Emil闲聊，他问：When you look back at life one day, what do you imagine you will think about? 我说，如果我无法永远是孩子，如果我不是一条鱼，那么我要过很多人的人生。我希望活出一种人格。一个人，可以很容易用做过的事情来总结，一种人格，只能用那些事情来诠释，无法尽说。

苏轼这一个人，就是活出了一种健全的文化人格。康震说他努力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少年时在制科考试中一举成名的苏轼，中年时乌台诗案锒铛入狱仍能呼呼大睡的苏轼，出狱后在黄州缺衣少粮还能写出大江东去的苏轼，晚年被一贬再贬贬到海南客死异乡的苏轼，一生都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自己的人生的价值观，坚持着自己对国家和民生无比的关注。

在我看来，苏轼的健全更多体现在身性灵各方面的杰出。性格方面，他能够完美的把儒、佛、道之精髓融合在一起，徐州做官时，带头为百姓修大堤；被贬至海南路过广东 …

It is not that obvious to understand that when I was reading Yukio Mishima's , I was as if reading by Orhan Pamuk; it occurs occasionally that when I was reading Olive's (the murderer in the second book) narratives, I was reading my diary. Both of the two books were t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