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前阵子去立陶宛是一时兴起之行，但我在Vilnius的一处目的地是Užupio respublika（对岸共和国）。这是一个由一群艺术家在1997年的愚人节自己宣布建立的国家，但正如世界上所有的共和国那样，这个国家也有宪法，但很是啼笑皆非，甚至他们把这么搞笑的宪法法则翻译成35种语言贴于墙上。航说这说了很多等于没说，确实是这样，但细想一下，我们指望宪法说什么？

佛家说一切皆有法，叔本华说这个世界有自己的意志；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存在便是他的法则，一切能让他活下去的便是合“法”的。然而“其他所以养生之具，吾皆赖之，人不可尽为”，所以选择了群居，所以有了约束，但归根结底其本意也是为了保全自己。作为约束的法律，也是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可以牺牲掉的最小的自由，不是吗？

从很久就知道，法律条款也是人定的，而且它随着社会组织形态和经济发展而变化。一夫一妻制是手工劳动精细化的产物，Peter Singer也为同性恋的合法化提出了相应的解释（虽然同性恋无法繁衍后代使得基因的意志无法施展，在意志说上这种行为很扭曲，但同性恋的配对使得与他们同享相似基因的同胞有了更多交配的机会，在基因尺度上这可被意志接受）。另一方面来说，约束我们的社会规范也是我们后天习得，所以约束的应时性就有了延后的弊端。当世俗准则和社会规定不再是当下最佳选择之时，民主社会可以采取宪法修正的和平途径来解决矛盾，暴力一点的，便是冲突和战争了吧。

苏格拉底尤其热衷于戏谑社会准则。借物还物本天经地义，但他在与Cephalus辩论时提出一种情形 …

我好想写一篇正常人会写的游记，文章里会有安纳西如银锻一般安静的湖，旁边有温柔相伴的秀美的阿尔卑斯山；有被鲜花环绕的小镇，也有连出门丢垃圾都要打扮得很体面的Anna老太太；文章里还应该提到我是如何费尽周折地到达安纳西，又如何阴差阳错地踏入一家温暖的咖啡店，而咖啡店离卢梭生前住了18年的屋子仅几步之遥，而我正是在这家咖啡店写下此文；文章还会有美美的风景照，连带着被P过的我的倩影。但是，对我来说，最宝贵的收获并不是这些肤浅经不起时光打磨的记忆，而是在那里，我找回了清明的思绪。

前几日跟Lily聊天，提起自己最近的沮丧，不是来自工作压力，而是我似乎陷入了思维的混乱之中，以至于思想之泉开始枯竭；正如我在《哲学小思之思想的局限》 中所提到那样，我对现在的一切都变得不再确定，不只是对职业的规划和个人生活的打算，还包括之前引以为豪的思想感悟。外在的物质世界享受确实是虚幻的、转瞬即逝的，名誉金钱美貌无一长久，可是如果连同内在的灵魂都一并不再确定，那么我的人生，还剩下什么是真实的呢？

渐渐地我意识到，我所认为的过去，哪怕只有我一人参与其中的过去，都并非是真实的过去。记忆生成于一瞬间，认识却需要时间。真正的存留必须通过人认真地、郑重其事地、耐心地选择分辨才能完成。我又悲哀地发觉，如今的我们早已丧失认真审视这一美德，反而过度追求信息的广度。谈话再也经不起推敲，解释只需要做到make sense即可，浅尝辄止；人们对直观的电脑手机上图片的需求远远超过对书本文字的渴望 …

每次坐jubliee线经过baker street站，都会想起2015年的自己，每天都坐着这条线，和众多西装革履的都市精英一样，朝八晚八。不一样的只在于，我那时每天都捧着《易经》，痴迷于在神秘主义中寻找人生的意义，生命的终极智慧。三年过去了，我依然没有练就出邵康节、刘基那种掐指神算的半点功夫；但是，我脑海里一直回荡着一句话：上帝不存在，我就是上帝。

柏拉图毕生建立了理想国（概念世界），到了晚年这个真善美的神之国度却给了他无尽的痛苦，正如我在xxx写的那样，那个理想的概念国度是如此的绝对，善是绝对的，罪恶也一样。如果说人所追求的永恒的真理存在于那个国度中，那么真理必不论善与恶；人们善与恶的标准也不存在于真理的国度中。若善与恶从思想中来，那么它们的根基一定是不牢固的。千百年来，人所评判的善恶标准，到底从何而来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的社会角色又是何人定义？

还记得前几周跟妈妈就加缪的《局外人》引发的争执。在任何一个有基本道德修养的人眼里，Mersualt都是罪恶的：在母亲的葬礼上无动于衷，手刃杀死寻衅滋事的阿拉伯小伙子，在审判席上的辩论和情人的泪水漠然置之。但细读小说不难发现，Mersualt只是那种不适应当时社会生活的人，如同加缪在序言里写到的那样，“他远非麻木不仁 …

正如纽约时报记者Andrew Ross Sorkin所评价：当我们认为把08年的金融危机说尽的时候，Martin Wolf又加了一些新的东西。Martin Wolf的《The Shift And The Shocks》，可圈可点之处在于他不仅指出了金融系统的缺陷，更在于他对全球经济的失衡的深层研究；不仅在于他对各经济体应对危机的举措的全面介绍，更在于他对这些举措的批判性分析。如此以来，当今停滞不前的经济困境、南欧国家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特朗普试图扭转的贸易逆差、中国不断下滑的外汇储备，就一切顺理成章了：这一切都源于这个世界的零和游戏。

在《金融危机学习思考系列之一：金融危机的爆发》 中，我总结到，不稳定的金融市场起源于美国储蓄和消费市场的失衡，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究其原因，这种失衡来自于信贷的放松、资本和银行业的全球化。上世纪80年代全球政坛重量级人物里根总统、撒切尔夫人、邓小平都是自由化经济的倡导者；主张国家财政调控的凯恩斯主义在Milton Friedman以及Friedrich Hayek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后黯然失色，从此国家从财政调控逐渐倾向于对货币政策的把握。狡黠的银行家利用宽松的银行监管，以储蓄和信贷的利率差为盈利发动机，穷尽一切发放贷款；衍生品的发明、originate-to-distribute的模型、房贷车贷卡贷市场的膨胀，这一切都在不断增加银行账面的杠杆率。然而，银行账面的杠杆率并未平衡地分配到经济各部门中 …

威尔；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一书写到：

马克思是黑格尔的不忠实弟子：他将黑格尔辩证法的意思解释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将会以社会主义的完全获胜而结束。但是，如果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公式应用于历史，工业革命是正题，资本主义对抗社会主义是反题，那么下一个状态就应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题。

合题，是我对黑格尔这本《小逻辑》最深刻的理解。通常人们把灵魂与肉体，自我与他人，内容与形式区别开来，仿佛两者是毫无相关、相互对立的。其实这种二元论的说法稍加思索便能指出其自我矛盾的地方：若脱离了肉体的定义，灵魂是什么；若脱离了灵魂，肉体与肉体之间，又有何区别？若没有他人，那么“我”是谁；没有了“我”，那么他人又失去其存在。一提到内容，人们往往认为比形式要深邃，但是就艺术品举例而言，只有内容与形式是彻底统一的，这才能算是好的艺术品。《罗密欧与朱丽叶》从内容上讲只是个爱情在家族仇恨下的悲剧，但因其形式的优美，才造就了其不朽。有限与无限的概念也是对这种对立关系的讽刺：若无限与有限对立，那么无限也就有了限度；真正的无限，就是包含了有限的无限 …

MAN is born free; and everywhere he is in chains.（人生而自由，但无时无刻不在枷锁之中）—— 《社会契约论》Jean-Jacques Rouseau

我总认为中西方的的主要思想文化差异是对细节和系统的把握。中国思想偏重于自上而下，从全局大处考虑，比如医学中的“气”之概念，譬如按摩脚底能够帮助上半身肾之运化；再比如哲学中动不动就“与天地准，弥纶天地之道”，总给人一种广博但不知道在说什么之气象。但缺点是对细节把握不足，从根本上经不起推敲。西方哲学和科学，正如其反，它们从极少的假设出发，再经由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发展，建立一套又一套的理论。学科的划分正基于研究对象和假设的划分；但正是因为划分的存在，它们离中国式理论的大一统渐行渐远。虽然我无法证明，但中国和印度能够保持如此统一的民众，而西方国家绝大多数是人口小国，是不是正是因为这种思想文化的差异存在。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像是一个论述题，其基本假设便是上面所引的这句名言和叔本华的意志论。人作为一个具象，其首要法则便是让自己生存下去；但因为以一己之力无法对抗残酷的自然环境，所以他便不得不屈从于与他人建立的一种联盟关系。幼年时期屈从父母，成年时期屈从社会 …

对一个初出茅庐、刚步入社会的女娃娃来说，现在就大谈人生绝对不是这个年龄做得了的事情，更何况还要跟太阳系的行星扯上关系。可脑海里奔腾的思想非要找一个渠道疏通，正如画家必须借画笔来表达内心概念，我就仍然借文字来梳理思路吧。或许在我双鬓斑白，有资格去谈人生的时候，回过头再读读，我的文字是否如同此刻的容颜一样稚嫩。

亚里士多德曾说：“生命在于运动，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太极图说》亦云：“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 运动是绝对的，而静止只是相对的。体育老师常拿亚里士多德这句话来激励大家锻炼身体，但这句话却有更深刻的含义。人生命中的每一刻，抛开身体内部永不停歇的新陈代谢不说，他若是四肢上没有活动，他的大脑必定在思考，而这两点常常是相互冲突的。更深一步来讲，若人对外在世界发生的各种事情——甚至最微不足道的事情——表现一刻不停的强烈的关注，那么他留给自己思考的机会也就越少。他的生命所依赖的运动，只是建立在对外在事物的相互作用上，一旦外在刺激消失，那么这个人就会陷入到内心极大的空虚之中。所以意志薄弱的人会沉迷一些事物，或是赌博，或是游戏，或是浮华的社交，乃至一般人下意识的摸手机行为，都是为了摆脱面对自我时痛苦的虚无。能够让我们免于这种痛苦的手段，莫过于有丰富的内在。丰富的思想是有进行自我组合的冲动和能力的，就像小孩子喜欢玩的积木，一片片的念头相互堆砌，或搭出一座塔桥，或竖起一幢高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