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三这个数字有种特殊的感情，可能来源于中国文化中的：一（法）生二（阴阳），二（阴阳）生三（三爻），三生万物。我觉得三是个完美的状态，因为第三个数字的存在，它在两个极端状态之中有了一种缓和，自带中庸的和解状态，和传统西方的二元论形成鲜明对比。很多时候中国人不分孰对孰错，凡事讲究个“三足鼎立”的制约平衡，这种“三”的思想竟与黑格尔的“正反合”不谋而合呢！
所以当首次接触到Malinowski的文化三元论时，我有着来自意识深处的认同感。他说文化是三个层次的有机结合：最低的层次是器物，包括能看到的各种有形物质，比如刀枪、车马、吃饭的筷子和刀叉等；第二个层次是制度和是组织，比如银行体系、教育体系、政治体系等都属于这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精神或伦理价值，也就是行为规范，即对好坏的判断。这比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二元论论调多了一种世俗层面的缓和。如果说Malinowsk三元论里器物工具是物质基础，价值意识形态是控制中枢，那么组织制度便像是具体实施方法，是让机体实现运转的机制。近代中国洋务运动口号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大臣便是看到了西方文化中器物方面优势 …
2020年的苏格兰高地徒步，让我对自己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虽然一直知道自己的小心思有些敏感跳脱，思维老像脱缰的野马不停在跳跃，但这往往发生在身体疲惫到压制不住狂乱的心理活动的时候；于是乎表现在情绪方面，时不时或忧郁无助、或天马行空、或豪情万丈、或竹杖芒鞋。但这次高地徒步，我只想说，还是要看着脚下的路，踏踏实实得走啊，走。
趁着8月底的bank holiday, 28号周六我们出发坐火车北上，第一晚暂宿北方重镇Inverness。即便在Covid疫情之中，Iverness在旅游旺季之下，餐厅也是一座难求，我们从Google resturant list从上往下打电话，唯一的选择便是当地一个酒吧。但计划之外往往有惊喜，服务员态度亲切淳朴不提，小哥还教我们如何品当地的威士忌。在伦敦，大家都习惯性加冰或者加可乐，但这是压制威士忌的口味；北方人民口味暴烈，直接加水更能激发威士忌的味道，他们家的炸鱼也不错，极大刺激了我在伦敦一直萎靡不振的胃口。第二天我们一早便坐公交去天空岛Isle of Skyr。 2019/2020年我的心力消耗比较大，一直食不甘味夜不安寐，身体状态欠佳，所以在去Portree的公交上华丽丽吐了一地。好歹强迫自己睡了过去，中午时分到达Airbnb住宿，一杯热牛奶让我又生龙活虎起来。趁着不下雨，我俩就走了一个短线，同时也是打卡热点 …
记得3月18号公司宣布遣散员工回家工作的通知刚出，Emil告诉Ivan去暂停每周的统计小组学习，Ivan询问是否暂定5月恢复，Emil说: cancel it, it is most likely that we have to stay at home for at least three months. Emil是对的，在家办公的日子一晃三个月就过去了，夏至已至，我们还是没有回去上班。但他还是太乐观了，谁能想到，这爆发的疫情，彻底改变了我习惯了的一套工作方式。无论是否出于保障员工健康的考虑，还是只是出于节省开支，在英国政府逐步放宽种种隔离限制的环境下，公司还是放出年底之前员工不得回去上班的信号。我之前以为这三个月的“不正常”只是暂时状态，没想到，这种隔离在家的生活成了“新常态”。
早上不再会有在地铁上的晨读，取而代之的是在家里铺着垫子健身的挥汗如雨；不再会有在公司茶水间的早餐闲扯，取而代之的是在千篇一律的燕麦粥配百家讲坛的音频故事；中午不再会有在健身房的争分夺秒，取而代之的一整天坐在桌前有一搭没一搭的回复邮件开电话会议；傍晚不再会有期待下班的心情和在超市挑选晚餐食材的纠结，取而代之的是带有茫然和自虐式的健身。生活和工作没有了明显的界限，个体的外在属性与内在属性丧失了意义 …
在人事纠纷中疲惫了一天后，跟同样身患其扰的老板Emil闲聊，他问：When you look back at life one day, what do you imagine you will think about? 我说，如果我无法永远是孩子，如果我不是一条鱼，那么我要过很多人的人生。我希望活出一种人格。一个人，可以很容易用做过的事情来总结，一种人格，只能用那些事情来诠释，无法尽说。
苏轼这一个人，就是活出了一种健全的文化人格。康震说他努力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少年时在制科考试中一举成名的苏轼，中年时乌台诗案锒铛入狱仍能呼呼大睡的苏轼，出狱后在黄州缺衣少粮还能写出大江东去的苏轼，晚年被一贬再贬贬到海南客死异乡的苏轼，一生都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自己的人生的价值观，坚持着自己对国家和民生无比的关注。
在我看来，苏轼的健全更多体现在身性灵各方面的杰出。性格方面，他能够完美的把儒、佛、道之精髓融合在一起，徐州做官时，带头为百姓修大堤；被贬至海南路过广东 …
It is not that obvious to understand that when I was reading Yukio Mishima's
虽说前阵子去立陶宛是一时兴起之行，但我在Vilnius的一处目的地是Užupio respublika（对岸共和国）。这是一个由一群艺术家在1997年的愚人节自己宣布建立的国家，但正如世界上所有的共和国那样，这个国家也有宪法，但很是啼笑皆非，甚至他们把这么搞笑的宪法法则翻译成35种语言贴于墙上。航说这说了很多等于没说，确实是这样，但细想一下，我们指望宪法说什么？
佛家说一切皆有法，叔本华说这个世界有自己的意志；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存在便是他的法则，一切能让他活下去的便是合“法”的。然而“其他所以养生之具，吾皆赖之，人不可尽为”，所以选择了群居，所以有了约束，但归根结底其本意也是为了保全自己。作为约束的法律，也是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可以牺牲掉的最小的自由，不是吗？
从很久就知道，法律条款也是人定的，而且它随着社会组织形态和经济发展而变化。一夫一妻制是手工劳动精细化的产物，Peter Singer也为同性恋的合法化提出了相应的解释（虽然同性恋无法繁衍后代使得基因的意志无法施展，在意志说上这种行为很扭曲，但同性恋的配对使得与他们同享相似基因的同胞有了更多交配的机会，在基因尺度上这可被意志接受）。另一方面来说，约束我们的社会规范也是我们后天习得，所以约束的应时性就有了延后的弊端。当世俗准则和社会规定不再是当下最佳选择之时，民主社会可以采取宪法修正的和平途径来解决矛盾，暴力一点的，便是冲突和战争了吧。
苏格拉底尤其热衷于戏谑社会准则。借物还物本天经地义，但他在与Cephalus辩论时提出一种情形 …
我好想写一篇正常人会写的游记，文章里会有安纳西如银锻一般安静的湖，旁边有温柔相伴的秀美的阿尔卑斯山；有被鲜花环绕的小镇，也有连出门丢垃圾都要打扮得很体面的Anna老太太；文章里还应该提到我是如何费尽周折地到达安纳西，又如何阴差阳错地踏入一家温暖的咖啡店，而咖啡店离卢梭生前住了18年的屋子仅几步之遥，而我正是在这家咖啡店写下此文；文章还会有美美的风景照，连带着被P过的我的倩影。但是，对我来说，最宝贵的收获并不是这些肤浅经不起时光打磨的记忆，而是在那里，我找回了清明的思绪。
前几日跟Lily聊天，提起自己最近的沮丧，不是来自工作压力，而是我似乎陷入了思维的混乱之中，以至于思想之泉开始枯竭；正如我在《哲学小思之思想的局限》 中所提到那样，我对现在的一切都变得不再确定，不只是对职业的规划和个人生活的打算，还包括之前引以为豪的思想感悟。外在的物质世界享受确实是虚幻的、转瞬即逝的，名誉金钱美貌无一长久，可是如果连同内在的灵魂都一并不再确定，那么我的人生，还剩下什么是真实的呢？
渐渐地我意识到，我所认为的过去，哪怕只有我一人参与其中的过去，都并非是真实的过去。记忆生成于一瞬间，认识却需要时间。真正的存留必须通过人认真地、郑重其事地、耐心地选择分辨才能完成。我又悲哀地发觉，如今的我们早已丧失认真审视这一美德，反而过度追求信息的广度。谈话再也经不起推敲，解释只需要做到make sense即可，浅尝辄止；人们对直观的电脑手机上图片的需求远远超过对书本文字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