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的生日旅行，我临时起意来到了约克郡的Harrigate镇。我找到了自由。

这种自由是不是肤浅的自由，它不是相对于身陷囹圄之人，普通人享有的随时来场说走就走旅行的行动自由；不是一个人被赋予的随在公众面前宣扬自己政治理念的言论自由；也不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可以享受自己财产的财产自由。它是人作为一种先验概念，上天赋予的先验自由。它是那种哪怕刀架在脖子上，我依然能够说出一个人该说出的话、继续做该做的事情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先于任何经验的非知识性存在，它的存在是一种信仰。

这种信仰不是宗教信仰，它不需要洗礼，更不需要仪式。它是理性经过思辨意识到它自身的边界后，谦卑地放下纯粹思辨的方法，而去接受的信仰。爱因斯坦因此在光速不变上提出广义相对论，欧几里得因此在几大公理上建立几何学大厦；光速不变和几何原理都是不可以再被进一步证明的，它们是先天感性，我们已达理性的尽头。正如康德所说的那句著名的话：

我不得不悬置知识，已给信仰腾出位置。

几年前我苦苦思考，我这辈子最不能放弃的东西。当时我最终写下了两个字：自由。但是我深深怀疑自由的存在，我的内心也因此总在怀疑论的虚无主义和独断论造成的荒谬中挣扎。在社会关系、金钱荣誉方面，佛家讲到诸法相（万事万物）都具有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的无自性，所以缘起缘灭变化无常；佛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寻找是否有一个事物，具有自性并只有自性，即阿拉耶识。其实不仅是佛教，就连自柏拉图以来的众多古典西方哲学家都在寻找这个存在。基督教徒说它是上帝，道家说它是道，周易说它是变化自身 …

2006年，当保尔森在杭州造访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的时候，他与浙江省著名企业家鲁冠球、马云、宗荣庆等共进晚餐。与保尔森打交道的人非富即贵，他的书，也着重描写了在国家快速发展、新旧势力交错的时期，上层人物的视野和雄心。最近又看了一本纽约客专栏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的一本纪实文学：《寻路中国》。他在这本书中，从一个在中国自驾游的外国人的角度去记录这一时期。他记录的那些人、那些事，有我熟悉的记忆，也有不曾了解的别人的生活。这些片段，与保尔森笔下的改革者故事一起，构成了一个更加丰盈的社会生活万花筒。

汽车和道路

《寻路中国》的主线是自驾游，自然就有一些关于汽车和修路的讨论。美国前国务卿赖斯说：“通过修建高速公路，我们可以刺激汽车工业的发展，但这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国家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尽管秦始皇在一统六国之后就统一了车轨，广修官道，但当时的官道也只能是官员使用，还只适用于马拉车。中国的第一条现代化公路是20世纪20年代修建的，当时华北发生严重饥荒，需要大量的汽车和畅通的道路进行物资救援。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先生曾试图引进国外汽车，但是这个提议随之被抗战、内战等诸多事端耽搁。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大多都已经忘记，直到上世纪的90年代，我国的公路都相当破败不堪，尤其在农村地区 …

女生大多爱八卦，我也不例外。有爱八卦邻里乡亲的，有爱八卦明星的，我独爱八卦政商界大佬。有点像小时候读历代皇帝那本书，书中把每一个皇帝的经历独立整编成章，或长或短，取决于这个皇帝有多少值得书写的功过是非。我总是先翻到最后看他怎么死的，然后翻到中间看他有没有很强悍的后宫或太监干涉他的朝政，最后再百无聊赖看他的政治经济改革。保尔森的这本《Dealing with China》是一本很适合我阅读的书。他原是一个银行家，后来做了美国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部长。他通过工作接触过很多中共高层领导人和成功企业家，他的工作也涉及帮助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实现海外上市或债务重组，受朱镕基总理委托创立清华大学经济和管理学院，发起并主导早期的中美战略和经济合作对话，成立保尔森基金会支持环境保护和中国经济转型等等。他的书，糅合了论文和日记的风格；既以教科书形式分析了97年以来国家经济改革方面的内在逻辑和国家领导人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又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了高层领导人的言行举止；好玩儿的是他还会时不时透露出一些高层内部关系网的八卦。市面上不乏经济改革方面的专业书籍，之前也有在林毅夫的经济学讲义里面总结过一些关于国企、国有银行和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和应对措施，但保尔森作为高盛总裁和财政部部长，在他所处的高位，向我们展示了发展的更大格局，并以一个具体参与者，描述了改革者们这不断试探、创新、举步维艰但意志坚定的二十年。

以高盛总裁的身份参与中国企业上市和改革

书是以保尔森1997年去中南海面见朱镕基开始的。1997年是个震荡之年，邓小平主席去世，十五大完成新旧政权交替，香港回归中国，“经济沙皇”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 …

好几年了，我都会在12月份的时候回顾一下自己当年看过的书，今年也打算如此。正如网上各种论断所述，“你的圈子，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吃什么，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阅读什么，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多多少少的，人对自己的了解来源于外物。所以说，审视自己的方式也不只在于审视自己近期的心理情绪，最近关注的事物也算是一种审视手段。

算来算去，今年看过的书从数量上来说，比以往几年少了太多。物理学读了霍金的《The universe in a nutshell》、Roger Penrose 《Cycles of Time》，边吐槽边看完刘慈欣的《三体》；传统文化方面读完马恒君的《周易正宗》，钱穆的《宋代理学三书随劄》，经济（史）方面读完秦晖的《传统十论》，林毅夫的《中国经济专题》，Paulson的《Dealing with China》，正在阅读的有米尔恰 伊利亚德的《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陆南泉的 …

一直很崇拜当今国内领导班子的智囊团，像刘鹤、林毅夫这样的经济学者型官员，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懂得官场规则，也了解实际国情。所以他们的书，既高屋建瓴，又接地气；既在横向比较国际各个国家局势，又在纵向上介绍中国国情以及由来。文章深入浅出，层层相扣，竟也能让我一介布衣加外行，陷入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深深思考中。

这次的《中国经济专题》，是曾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整理的在北大讲课的记录，是对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的一个阐述和展望。说句题外话，08年是美国佬提议让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的副行长，此举措也展现了美国政界当时对中国的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在反倾销问题上不断给中国使绊子，但发现他们拆台拆到了在中国开厂的美国公司头上，大资本家就不乐意了。于是乎尴尬之余，美国政界就提议选一位中国经济担任世界级经济组织要职，先对美国大资本家展现自己的歉意，也希望（yi xiang tian kai）能西化以林毅夫为代表经济学家去同化中国的意识形态。但作为台湾人的林毅夫，对参与政治纷争并不怎么感冒，虽然他书里字里行间，处处透露出他对国内政治大局和细节的鞭辟入里，精准把握。

林毅夫在书中讨论了很多方面，从中国近现代的兴衰原因到当今的经济发展挑战。或多或少的，我对以下几个问题有一些体会，希望能以此文梳理下思路。

农村问题的由来

上周六的央视节目《开讲啦》，请的嘉宾是无人农场发明者罗锡文院士，他设计的无人驾驶旋耕机 …

我对三这个数字有种特殊的感情，可能来源于中国文化中的：一（法）生二（阴阳），二（阴阳）生三（三爻），三生万物。我觉得三是个完美的状态，因为第三个数字的存在，它在两个极端状态之中有了一种缓和，自带中庸的和解状态，和传统西方的二元论形成鲜明对比。很多时候中国人不分孰对孰错，凡事讲究个“三足鼎立”的制约平衡，这种“三”的思想竟与黑格尔的“正反合”不谋而合呢！

所以当首次接触到Malinowski的文化三元论时，我有着来自意识深处的认同感。他说文化是三个层次的有机结合：最低的层次是器物，包括能看到的各种有形物质，比如刀枪、车马、吃饭的筷子和刀叉等；第二个层次是制度和是组织，比如银行体系、教育体系、政治体系等都属于这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精神或伦理价值，也就是行为规范，即对好坏的判断。这比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二元论论调多了一种世俗层面的缓和。如果说Malinowsk三元论里器物工具是物质基础，价值意识形态是控制中枢，那么组织制度便像是具体实施方法，是让机体实现运转的机制。近代中国洋务运动口号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大臣便是看到了西方文化中器物方面优势 …

2020年的苏格兰高地徒步，让我对自己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虽然一直知道自己的小心思有些敏感跳脱，思维老像脱缰的野马不停在跳跃，但这往往发生在身体疲惫到压制不住狂乱的心理活动的时候；于是乎表现在情绪方面，时不时或忧郁无助、或天马行空、或豪情万丈、或竹杖芒鞋。但这次高地徒步，我只想说，还是要看着脚下的路，踏踏实实得走啊，走。

趁着8月底的bank holiday, 28号周六我们出发坐火车北上，第一晚暂宿北方重镇Inverness。即便在Covid疫情之中，Iverness在旅游旺季之下，餐厅也是一座难求，我们从Google resturant list从上往下打电话，唯一的选择便是当地一个酒吧。但计划之外往往有惊喜，服务员态度亲切淳朴不提，小哥还教我们如何品当地的威士忌。在伦敦，大家都习惯性加冰或者加可乐，但这是压制威士忌的口味；北方人民口味暴烈，直接加水更能激发威士忌的味道，他们家的炸鱼也不错，极大刺激了我在伦敦一直萎靡不振的胃口。第二天我们一早便坐公交去天空岛Isle of Skyr。 2019/2020年我的心力消耗比较大，一直食不甘味夜不安寐，身体状态欠佳，所以在去Portree的公交上华丽丽吐了一地。好歹强迫自己睡了过去，中午时分到达Airbnb住宿，一杯热牛奶让我又生龙活虎起来。趁着不下雨，我俩就走了一个短线，同时也是打卡热点 …